她生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最贫困的农村家庭，山药干和高梁面便是她全部的童年。身为长女的她，9岁就开始分担家庭的重担，蹬着小凳子爬上灶台添锅、煮饭，照看一个个接踵而至的年幼的弟妹。
17岁那年，为了给上高中的弟弟挣每年60元钱的学费和每月15元钱的生活费，她去了镇上的五金厂上班，跟着师傅每天做些零散的活计。那次加班赶活儿，出事的时候，她就在师傅的身边，当那块钢板落下来的时候，她几乎不假思索地跳过去把师傅推开了。师傅倒在了地上，而她的右手被那块钢板削掉了大半。在简陋的乡卫生院里，她的手不停地流血。几经辗转，转去县《医院，她的右手终究没能保住。
两年后，厂子黄了。师傅娶了她，一起回村务农。她一直没见过公婆的笑脸，因为没有右手的她做不好一个正常的农妇应该做好的一切事。那时候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在集市上买回布来，自家裁做，而没有右手的她只能默默咽着咸咸的泪水，用嘴叼针引线，艰难地慢慢学做衣服、鞋子。嘴起了泡，手指肚被针扎成了麻窝窝。起初，我和妹妹穿着长短不一的衣裤、不跟脚的鞋子走到街上，常常被调皮的孩子们嘲笑为“丐帮弟子”。我们受了委屈跑回家哭闹，母亲无声地掉泪，然后再咬着牙操起针线……
后来，母亲的针线活儿竟然在村里首屈一指。
而那时的父亲为执意娶了个没用的女人而受爷爷奶奶的奚落，受村里人的嘲笑，陷入苦恼、沉默，无度地酗酒，喝多了便打骂母亲，完全忘了当初救他的恩情。苦日子加上苦恼，把人心里本来柔软的东西都磨得硬得生了茧。记忆中，受尽委屈的母亲曾不止一次流着泪说要离开，可是又在每一次委屈之后，挥着那只已渐渐似乎无所不能的左手，默默地去做好家里的每一件事，始终没有离开过那个家半步。
我考上师专那年，8000元钱的学费愁住了一家人，更愁住了母亲。一向不爱求人的她访遍了几乎所有可以访到的亲戚，但只借来了3000元钱。好多人都说算了，怎么活不是一辈子，她却那么顽固地坚持，流着眼泪和父亲商量把家里唯一的耕牛卖掉。而至今我都难以想象，在那以后的几年里，家里的十几亩地是怎么一季一季耕种过来的。
直到后来，我慢慢地知道，母亲艰难地用一张嘴和一只手给村子里几乎每一家的孩子都免费做过衣服和鞋子。她在雷打不动地为一家三口准备好一日三餐之后，还要没日没夜地为别人家的儿女一针一线地赶制冬衣、棉鞋，就只是为还人家似乎永远也还不完的人情。哪怕只是借过人家一次牛或是用了人家一回犁。
妹妹有轻度的智障，没办法像别的孩子一样正常地上学、升学、就业、成家，但要强的母亲还是坚持让她在特教学校念完了初中的全部课程。尽管，妹妹一次也没有及格过，但她现在毕竟能认识自己的名字，也许在母亲的眼里这已经是满分了。妹妹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裤子都湿透了却全然不知，好多孩子正在看妹妹的笑话，让匆匆赶来的母亲既尴尬又难过。只好把自己的衣服解下来，系在妹妹的腰上，把她领回了家。从那以后，这样的事一次也没有发生过，妹妹每天都是穿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地出门、回家，回家、出门。
母亲这辈子很少笑，但那年我回到镇上的初中教书，拿回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200多元钱。我说，我上学花的钱要全部偿还。母亲接在手里笑了。
但母亲说为我存着，将来结婚用。而真到我结婚的时候，我非但没有像我说的那样还清我要还的“债”，反倒让她又给我添了许多。尽管我一再要求办一个简单的婚礼，母亲却一手包揽，去镇上最好的饭店为我办了10桌酒席。而在这之前，村里是没有先例的。母亲说，我是上班的人，和村里人不一样，所以执意要这么做，给了我一个风光的婚礼。而在这风光的背后，母亲是多么含辛茹苦，我已无法想到。只是那天婚宴结束后，看见母亲小心翼翼地把每一桌酒席上的残羹冷炙都干干净净打包装进一个大纤维袋子时，着一身新郎装的我忍不住落下泪来。
而今，早过而立之年的我还不能回报她分毫。因为我在城里买房还要向她伸手要钱。我说的是“借”，到现在，我仍为我说出的这个“借”字而感到羞愧。因为当时我说“差一万五”，她却为我准备了两万。而那一年，我知道她手里根本没有多少钱，才翻盖了老房子，买了不得不买的农机，我唯一知道的就是她手里有当年卖棉花的钱。卖了棉花，人们都是花钱消费，她却还要借钱，然后再“借”给我。我为此而深深地羞愧。但我的无助又让我无奈，而母亲所能做到的是不让我的人生里有“无助”这个词。
现在母亲每隔一个月，就会亲自或托人为我捎来米面蔬菜，她是怕我过得太苦。母亲就是这样一个再平凡不过的农妇，到老都是。也许世俗一直都漠视着她的贫贱，然而母爱赋予她人生最纯粹的高贵。因为她为这个家，为她的儿女倾尽了虽不丰厚却是所有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