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在苏州的船家仔施耐庵从少年时代起，就喜欢到瓦市听说书艺人讲述梁山英雄故事，像《武松打虎》、《智取生辰纲》、《林冲夜奔》、《杨志卖刀》等水浒英雄故事，他听后不但牢牢记住，还能绘声绘色讲给别人听。至于《梁山泊聚义本末》等话本，他看完后不单能背诵，还能像民间艺人那样，将原来只是记录故事梗概的各类脚本，演绎成情节曲折、生动中听的故事。
施耐庵这个爱好，他的父母、老师并不横加干预。因为元代读书人的地位不稳定，考不中科举功名，不能当官吃俸禄，便只有当平民百姓，作个塾师，当个说书艺人、书会才人(替艺人整理、编写话本、段子)也就有了养家糊口的本事。这种不加干预的作法，实际上也是为施耐庵留一条谋生后路。
时约元朝至正初年，施耐庵以苏州举人身份北上大都应考，无奈科场贿赂之风盛行，未能金榜题名。他的老师刘本善正任国子监司业(京师最高学府学官)，为他的落第甚为不平，便推荐他去山东郓城县当训导。
郓城本是个贫困、偏僻的县，可是又是农民起义圣地，梁山英雄聚义的所在。施耐庵自幼就受到艺人说书的熏陶，对梁山英雄好汉无比敬仰、崇拜。他被老师刘本善推荐到郓城当训导(教育局长)后，并不嫌弃郓城，反而如鱼得水、乐不思蜀了。
在元代，训导实际是个闲职，可干的事不多。这就使施耐庵有足够的时间，或者徒步，或乘船到乡野渔村访问，一去就是三五天，有时长达十天半月，所到之处或住学馆、或住儒生家，更多的时候是住在村舍、渔船上。船家仔出身的施耐庵能吃苦耐劳，与父老乡亲有着鱼水感情，不管走到哪里，他都能和那里的老少妇孺促膝谈心打成一片，白天的时间不够用，夜里月光下照样长谈。
在郓城的两三年中，施耐庵搜集了成百上千的梁山英雄故事，至于梁山一带的风土民情、饮食衣着、方言土语，也在他广泛采集的范围之内。他到当年英雄们生活过、斗争过的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像武松打虎的阳谷县景阳岗;晁盖、三阮智取生辰纲的郓城县黄泥岗;宋江三打祝家庄的原址祝口镇;宋江的老家水口镇……他都去作过细致的调查。至于当年梁山寨上一百单八将排座次的聚义厅，林冲火并王伦的断金亭，李逵把守的黑风口，通往后寨的马宋江马道……施耐庵不仅多次去追思凭吊，而且绘制图成藏诸行囊。施耐庵在郓城当训导的年代中，就已经许下宏愿，要根据苏州艺人说书、梁山民间传说，为宋江、晁盖、吴用、武松等草泽英雄著书立传。
但是，好景不长。年轻气盛的施耐庵终因冒犯权贵，遭受弹劾被迫丢官，以致仓促逃离郓城。事情的经过大致这样：
施耐庵去到郓城后，他的顶头上司知县杨耀林欣赏他的才华，颇为器重。问题出在杨耀林的两个同僚，阳谷县知县武林、定陶县知县王贯一身上。杨耀林与武林、王贯一虽是同科进士，却不是同一道上行走的人。他们三人一起分配在山东这三个相邻的县上当知县，相约轮流作东每月聚会一次。这本是联系感情、交际应酬无可非议的事。可是就在这你来我往之中，武林、王贯一见杨耀林一介书生老实可欺，两人竟在酒席后的牌局中做手脚，吃杨耀林的冤大头，致使杨耀林常入不敷出，竟向施耐庵借钱。施耐庵深为杨耀林不平，决心找机会为他出气。
也该有事，不出一个月便轮上杨耀林作东。到了日子，武林和王贯一坐着官轿，早早就分别从阳谷、定陶出发来到郓城县衙。酒席上施耐庵应邀添居末席奉陪。
酒过三巡，按着惯例赋诗行乐。杨耀林身为主人，他提出以三字同头、三字同旁格式，每人赋诗一首。
阳谷县知县武林年长居首，他官气十足，沉思片刻念出：
三字同头官宦家，
三字同旁绫罗纱，
要穿绫罗沙，
还得官宦家。
说完，沾沾自喜地举起酒杯饮了一杯。
接下去，是定陶知县王贯一。此公其貌不扬，颇好女色。家有娇妻美妾不说，还常微服寻花觅柳，女人自然是他赋诗的主题。他哼出的是：
三字同头芙蓉花，
三字同旁女娇娃，
只有女娇娃，
佩戴芙蓉花。
念完，摇头晃脑地品酒一杯。
再下去，本该轮到郓城知县杨耀林，可坐在末席的施耐庵听了武、王两人俗不可耐的诗句沉不住气了，他按捺不住对武林、王贯一的鄙弃，抢先道出：
三字同头屎尿屁，
三字同旁肠肚肺，
只有肠肚肺，
才出屎尿屁。
施耐庵这四句诗异常尖刻，他挖苦武林、王贯一都是庸才，无非“肠肚肺”之类的下水货。两人胡诌的“诗”，有如“屎尿屁”，臭不堪闻。施耐庵搞得武林、王贯一两人面红耳赤下不了台，杨耀林也感到尴尬，只好打圆场：“耐庵年轻无知，望二位年兄多多包涵，不必介意!”
杨耀林为了缓和空气，提出换个题目。他拿起筷子夹了一块冷盘中的松花蛋，提议取“蛋”谐音，各说一句成语。
还是武林为首，他也跟着夹起一块松花蛋，说道：
“坐以待旦。”
说完，饮酒一杯。
继之，王贯一拿起一只筷子，举筷代烛，念道：
“秉烛待旦。”
二人刚刚说完，施耐庵又抢在杨耀林之前，用筷子蘸着酱油在手心写了个“蛋”字，先给武林看后，又给王贯一看。
两人都不解其意，面面相觑，不知施耐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杨耀林见武林、王贯一二人分明是一对草包，两个混蛋，挨了骂还不明不白时，便忍俊不禁脱口道出：
“耐庵这句说的是——二鳖丑蛋!”
武林、王贯一两人连着受到施耐庵的两番戏弄，大为光火，气得酒宴没吃好，宴后的牌局也免了，早早便坐上官轿离开郓城县衙。两人走出县衙，去到城东一家大酒肆，交头接耳密谋一番，决定向施耐庵下毒手。
不出半月，武林和王贯一便联名向曹州知府弹劾施耐庵，诬陷他：“不务正业，接交乡里，累去梁山，图谋不轨。”诬告施耐庵通匪，反叛朝廷。
幸亏武林、王贯一是曹州顶风臭十里的人物。功名，行贿弄来的;知县，花钱买来的;政绩，天高三尺，连地皮都刮走了三尺。曹州知府黄道兴接到弹劾后，立即召来郓城知县杨耀林查询，了解到事情真相后，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办了个大事化小，将施耐庵罢官了结此案。
原来，曹州知府黄道兴是施耐庵业师刘本善的同窗，施耐庵到郓城当训导就是出自业师的推荐。由于这种关系，黄道兴有意庇护，施耐庵才得到从轻发落，未遭大祸。
施耐庵身受不白之冤，遭到罢官，仓猝回到苏州，避居江阴、沙州，以教馆谋生。从此便开始了《水浒》的写作生涯。据说，书中的武大郎，就有影射阳谷知县武林之意。不过，情节几度修改易稿，已不是那么明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