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家里是老小。父亲有我的时候已经将近40岁了。
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在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对我特别关爱。父亲在年轻的时候属于“热血青年”，有西北男人的豪爽，时常也爱喝点酒，脾气当然也不小，大哥和二哥小的时候没少挨父亲的揍。但是父亲从来没对我动过一个手指头。
小学开始学写作文，我那时候很痛苦——那个年代的孩子既没有学前班，也没有在课外积累多少词汇量，刚学会认字就要被逼着写文章，所以个个抓耳挠腮。
咬着牙写了几篇，都被老师判了很低的分，这让我很没有自信。父亲终于忍不住伸出了援手。
有一天，他走过来，说：“这样吧，我来说，你来写，但是写完了一定要告诉老师：‘这是我父亲帮我写的。’”于是，由父亲口述、我来落笔的一篇作文就这样诞生了。
当然中间有些内容也是父亲问了我的想法后组织语言而成的。出于小小的虚荣心，交作业的时候，我并没有向老师特别声明这篇作文是父亲代写的。
等到作文批改完毕，老师表扬了我，还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把作文朗读了一遍。从那以后，我似乎找到一点写作文的信心。
之后父亲又辅导我写过好几篇作文，只不过他有意识地减少了“参与度”。再后来，他只是偶尔给我一点指点，基本上由我自己来写。奇妙的是，从那以后，我的作文越写越有感觉，高考时我的作文还拿了高分。
多年后，我告诉父亲：“当时我并没有向老师说明那篇作文是您帮我写的。”父亲听了后说：“当时帮你写是为了帮你建立自信心，让你相信‘我能写出来这东西’，不过你不告诉老师实情是不对的。”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我，脸红到了脖子。在我眼里，我的父亲就是我的老师，不仅是我的作文老师，更是我做人做事的老师。
大学毕业后，我分配到了北京，开始了一个人的闯荡。尽管由于时空的关系，我跟父亲实际上的交流变得不那么随时随地，但从未间断过。等我调到了央视，开始做一个“电视人”以后，已经退休的老人家经常给我打电话，有时还改改我发音的错误。
那个时候，父亲虽然名义上已经退休，但还在坚持上课——父亲是兰州大学俄语系的教授。在文史方面，父亲是一个杂家。新中国建立前，他在西北大学专修中文和历史，无论是历史还是中文功底都非常好，知识面非常广。
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父亲不知道的事情，乃至我到了央视后，在采访报道中遇到什么难解的问题，第一时间想到请教的人就是父亲。
父亲还是一个特别多才多艺的人，激情四射又很富有浪漫气质。在家里，有的时候他喝点小酒，兴致上来就会用俄文朗诵普希金的诗，甚至还会引吭高歌，用俄语唱上两句。
另外，父亲喜爱戏剧，他对京剧的热爱近于“票友”级别，而对话剧就更是情有独钟，达到“发烧”级了。
父亲平时说话嗓门很高，兰州话叫“大话悬（喧）天”。他热爱生活，炒得一手好菜。到现在为止，我觉得吃过最好吃的鱼香肉丝非我父亲做的莫属。
他爱喝两盅，在那个艰苦的岁月里，他一个月只有一点点生活费。即便是那样，只要有条件，他隔三岔五就会到我家巷口的杂货铺，打上二两很便宜的散装高粱酒。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的身体一直不错，70多岁的时候还能健步如飞，带着我们一家老小爬五泉山。2000年，在北京的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得知父亲心脏病突发住进医院，我立刻飞回兰州。
大夫告诉我，父亲得的是心肌梗塞，一个主要血管堵了，有一部分心肌供不上血，但好在血流自行改道，目前没有生命危险，但要做介入手术，必要的话需要放支架疏通血管。在今天，心脏手术似乎已经不是什么吓人的事了，可是在2000年、在我的老家兰州，这还是一个比较惊险的手术。
慎重起见，我决定从北京请专家来会诊。经过一番紧张的讨论，两位北京来的专家给出的治疗方案是，先静养十几天，把状况稳定住，然后再做手术。
在那之后的近一个月，我基本上就是在兰州和北京之间飞来飞去。1个月后，北京的大夫如约赶到兰州，给父亲做了支架手术。
手术当天，我坐在手术室外面一间监控室里，那里有一台电脑，屏幕上可以看到手术的全过程。当支架成功放入时，电脑屏幕上瞬间出现了一条又一条粗细不一的血管，仿佛一条条蔓延滋生出的树枝，最终形成了一棵大树的图案。那图像就像一棵在黑夜里被忽然点亮的圣诞树，美丽至极。
父亲的手术非常成功。全家人悬着的心也落了下来。但也就是在那一刻，我突然感到了一种危机感，我才真正意识到：父亲是这个家的灵魂人物，是顶梁柱，是我们的天。我的母亲很早就没有工作了，而我的大哥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多年一直跟二老在一起生活。
平时，我们其他3个孩子不在兰州居住，父亲、母亲还有大哥3个人相依为命。家里的一切都完全依赖父亲，不光是物质上，更是精神上。父亲这次突发心脏病，拉响了我们家庭的警报，也让我生平第一次真真实实地意识到，父母有一天会离我而去。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恐惧。
手术之后的一段时间，父亲的身体状况很平稳，还经常到兰州大学的校园里走一走，饮食也比较清淡。每次我打电话询问，他总是说：“我感觉很好！”但我总是放心不下，因为当初大夫提醒过：心脏病，特别是心肌梗塞最怕的就是复发，而且每复发一次都比前一次的危险几率大几倍。很不幸，我的担心在4年后变成了残酷的现实。
2004年的7月30日，我在家中接到二哥从兰州打来的电话，说老爷子住院了。二哥说：“今天早上我看他有点喘不上气儿，从沙发上站起来的时候差点晕了过去。我就赶紧把他送到医院了。医生说要赶紧住院。初步诊断是由于感冒引起的肺部感染。医生说情况不太好。”我赶紧打电话到电视台，安排了当晚节目的替班，然后直奔飞机场。等着登机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了父亲。
电话那头，父亲的声音依然洪亮，他说：“没事儿！我就是有点感冒，估计是肠胃感冒。没问题，过两天就好了，没那么严重。”我说：“不管怎么说，我回去一趟吧，您先在医院静养，好好检查一下。您等我回来。”没有想到，这竟是这一生我与父亲的最后对话。
我乘坐的航班降落在兰州中川机场的时候，已经是傍晚7点多了。刚把手机打开，电话就打了进来。“到了吗？赶紧的，老爷子不行了。”电话那头慌张地说着。我不敢相信：“哪有那么严重？我上飞机前还和老头说话呢，怎么可能？！”那边说：“你赶紧来吧！已经昏迷了好几次了！”中川机场离兰州市区有70多公里，路上要走1个多小时，等我赶到医院时已经快9点了。
走进病房，我看到父亲躺在那里，双目紧闭，微微开启的双唇透着绛紫色。我走上前，一把抓住他的手，嘴贴近父亲的耳朵说：“爸，我回来了，您放心，没问题的。”父亲没有回应。旁边的医生说：“已经昏迷了。”
就在我要松开手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父亲的手轻轻地捏了我一下，就仿佛是在告诉我，他知道我回来了。医生们很快开始组织抢救，利用这段时间我了解到，父亲几天前患了感冒，但老人家没有当回事，觉得扛两天就好了。
结果，感冒非但没好，反而导致肺部感染。由于他的心脏功能本来就不好，肺部感染连累了心脏，心脏超负荷工作造成了心肺间恶性循环，最后出现心肺衰竭。20分钟后，医生们的抢救以失败告终，父亲走了。听到这个消息，我试图忍住悲伤，强迫自己平静地接受现实。但一分钟后，我的泪水无法控制地夺眶而出。我从省人民医院的二楼病房冲下来，跑到院子中间的一个花坛旁，蹲下来，双手掩面，开始号啕大哭起来。男人哭起来有的时候会很难听。我不记得自己这辈子有没有那么难听地哭过，反正在兰州那个仲夏的夜晚，我哭得撕心裂肺。
父亲走得如此突然，从情感上我实在无法接受。一个陪伴了我40多年、我最亲爱的人就这样猛然间离我而去，中间没有任何过程的铺垫和心理的准备，几个小时前还在电话里朗朗地跟我说着话，而几个小时后就没有了目光和语言的交流，我们就这样冰冷地告别了，或者准确地说，没有告别，他就离开了我。我的爸爸永远地离开了我。
办完了丧事后，我决定接上母亲和大哥到北京跟我一起住，由我来照顾他们。我对他们说：“我带你们上北京。兰州你们已经住不下去了，因为老父亲不在了，你们在这儿生活没人照顾你们。”于是，就在父亲去世1个月之后，我带着快80岁的老母亲和60多岁的大哥搬到了北京。
爸爸走了，走得既坚强又潇洒。在他弥留之际，留给我的是一个轻轻的握手。没有温度，没有力量，然而在这冰凉柔弱之中，我知道，他告诉我的是又一次坚强。因为谁会想到他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竟然是：“明天我要吃一碗揪面片。”
爸爸真的走了，兰大校园里从此不见了他的身影，他那矫健的步伐，挺直的腰板；23号楼203室里再也听不到他那爽朗的笑声；妈妈的身边，从此再也没有那个熟睡着的、让她踏实的金婚老伴，而我再也不会从电话里听他说：“小虎，今儿个的节目很好，不过有个字的发音你好像读错了……”
我爱我的父亲，我会永远怀念您——天水之间的水天明。是他教会了我如何做人，更是因为他，让我明白了如何做好自己孩子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