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不是近一段时间新华社对我父亲的事迹进行报道，我或许不会提笔写我的父亲。就像这么多年来，我甚至很少想起他的真名“吴华”，而总把他当成了乡亲们喊的“先生”。这里的“先生”，并非鲁迅先生或冰心先生的“先生”，不过是一位受乡亲们尊敬的乡村医生。
每当夜深人静之时，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父亲的身影——一个身材矮瘦、肩头挎个红十字药箱、额头上戴一只电筒、行走在崎岖山路上的乡村医生。无论是月朗星稀的酷夏，还是寒风苦雨的隆冬，他都踽踽独行。那些从草丛荆棘里爬出来觅食的蜥蜴和蛇，时常挡道。病人的呼唤牵引着他，他忘记黑夜的恐惧和一路的艰辛。
谁能想到，在某些方面，我父亲自己也是一个需要别人帮助的人——他年轻时因意外被毒蛇咬伤右手致残，于是不得不学着用左手写字、握镰刀、拖犁铧。遭遇生命中的不幸，他并没有消沉，反而拜师学艺，成为一名赤脚医生。后来又嫌自己医术不精，参加四川医科大学的函授学习，利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为村民们治病。这一干，竟是40多年。
我的家乡是重庆西部的一个小山村，地处丘陵，山高路陡，山下被一条河流环绕，进出都得坐船，方圆几个村子没有一个诊所。故行医之初，父亲义务承担起了整个库区的医疗服务。邻近几个村子里任何一家人的情况，他皆能如数家珍。
小时候，我跟母亲最怕的是父亲夜间出诊。记得一个雷雨交加的冬夜，父亲正燃着煤油灯看医书，突然听见屋外有人急急地敲门：“吴先生，吴先生……”原来是山那边的一个中年男人，说他母亲腹痛难忍，请父亲去看看。父亲二话没说，挎起药箱就走。凌晨5点钟，父亲终于回来了，满身是泥，从头到脚均被雨水泡湿，额头上还被划破了一道口子，血在往外流。原来，回家的路上父亲摔下了山坳，费了很大的劲才抓住野草和杂树爬上来，借着闪电微弱的光摸回了家。而父亲则用他那只健全的左手，死死地搂住药箱。
后来，为了方便患者，父亲到山下码头租了一间民房来开诊所。码头很破败，那间房子因年久失修，房顶已经脱层，雨水顺着墙缝渗透进来，满屋子弥漫着霉气，里面除了一个中药柜和西药柜外，只有一张诊断桌。每天父亲吃过早饭，就匆匆朝诊所赶；中午，码头上无餐饮店，他便每顿泡方便面；傍晚，他又独自划着船过河，再爬几公里山路回家。
儿时的我跟父亲很少有交流，似乎只有患者的健康才是他最关心的。有一次母亲给我过生日，三亲六戚都来吃酒祝贺，唯独父亲守在他的诊所不闻不问。父亲归来后，我压抑很久的怨怼终于爆发了，冲着他吼，父亲默默不语，第二天竟找人从镇上买回一个书架送给我。那时的我热爱写作，乱七八糟的书籍堆放在屋里都发霉了。父亲笑着对我说：“读书人，哪能没个书架。”
这些年，母亲因患有多种病症被我接到城里居住，我多次提出要将父亲也接来，他死活不同意，总惦记着他的诊所和病人。2012年端午，我准备趁过节的机会，再次跟父亲提出到城里居住的事。快吃午饭时，一位耄耋老者提着粽子来看望父亲，他拉着父亲的手说：“先生，要不是你，我这条老命怕是早就丢了，你的恩德，我都记在心里……”那一刻，我看到父亲脸上洋溢着幸福的表情。吃饭时，我没能将进城之事说出口。
前不久，是父亲60岁生日，我专程回乡给他过生日。他又老了许多，白头发多了，皱纹也更深了，但他仍每天挎着药箱走村串户。吃完晚饭，我拿出从城里提回的一瓶好酒，母亲端出一盘花生，父子俩坐在月光下，就这么慢慢地品，一直到夜深人静。
那天半夜，我隐约感到有人在触碰我，竟然是父亲。他穿着单薄的内衣，从里屋抱来一床被子正替我盖上。这垂暮老者正是我的父亲，一生默默无闻，爱着他的儿子，爱着他周围每一个需要帮助的患者。他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有时甚至让人疼惜的乡村医生，但他用尽全力做了他该做的事。他不止是我的父亲，也是我心中的“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