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已经不再需要给他写信了，但我仍旧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地想他。
父亲写给我的信件终于出版了，已经远行的父亲知道这个消息一定会感到欣慰的。他一生中虽然创作了不少作品，出版了不少画册，可是他自己最欣赏、最得意的作品却是这些写给女儿的信件。他认为这些图文并茂的信件真实，有趣，充满父女深情。由于年代巳久，又经过几次搬迁，有些信件可能遗失了，这次收集的应该是父亲写给我的大部分信件。
我们干校的学校也很有特色，学校的老师是团中央下属各个机关挑来的能人，学生都是下放人员的子女。一个语文老师是报社的编辑，她对我们写作的要求特别苛刻，错别字不能有，语句也一定要通顺，为我们的汉语学习打下了牢固的基础。另一个患了牛皮癖的语文老师也是报社的编辑，他知识渊博，文史兼通，总是一边讲课，一边挠头挠胳膊。他讲课的内容虽然很有趣，但看着从他身上像雪花一样不停地飘下的皮肤碎渣，也挺让我们倒胃口的。我们学校还开设了英文课，由团中央的大翻译教。开始的几个星期我的英文考试总是不及格，因为北京的小学四年级还没有开过英文课，而干校的孩子们已经有了一两年的英文基础了。画画课呢，总是上得心有余悸。大家都知道父亲是画画的，都以为我也一定画得不错，可是我是画什么不像什么。唉，不记得是怎样熬过那些漫长的画画课的了。
团中央的干校于1974年完成使命，各机关陆续回京。父亲一定是十分欢喜的，因为回北京就意味着他有可能重新开始创作画画了。他曾多次感叹在干校的这些年，正是他创作欲望最强，精力最充沛的时候，但他却不得不远离画笔，每日半天政治学习，半天在地里干活，做着他不擅长也没有兴趣的事。这真是他们这一代人的悲哀。
农村的生活却是小孩子的天堂。每一天的生括都不一样，每一天都可能有可乐可笑的事情发生。特别是这每一天都是和我挚爱的父亲一起度过的。我们一起快乐，―起冒险，一起担心，偶尔也一起忧伤。两年的时间里，给我留下了数不清的温馨的回忆。
印象中的父亲对我从来都是笑眯眯的，不会强迫我做我不喜欢的事。我若做错了什么事，他会态度和蔼地跟我讲道理，让我明白错在哪里。由此，我从小就对父亲非常依恋。他独自去干校的那几年，每年有一次探亲假。他回来的时候全家皆大欢喜，离开的时候脚步应该是很沉重的。隐约记得有一次我和妈妈去北京火车站送父亲回干校，到他该上车的时间了，我却抱紧他的腿坚决不让他走，并且开始号啕大哭。到最后火车马上就要开了，妈妈只好骗我说父亲要去上厕所，一会儿就回来，我这才松了手。据说当时还有其他的报社人员及其亲属在场，那以后，大家都知道我跟父亲不仅长得像，感情也特别深。
重温父亲的信，发现他在干校时也不忘督促我的成长，希望我好好学习，爱劳动，听大人的话，他还特别希望我能以助人为乐，也一直用他的行动给我做出了榜样。他曾长期接济在经济上有困难的亲属。他曾对我说：有能力帮助别人的时候去帮人，这是谁都能做到的事；但自己也有困难的时候还能伸出援助之手，那可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
还有一件让我对父亲肃然起敬的事情。在干校的时候，有一天，吃过晚饭，父亲拿了把铁锹让我跟他走。原来，那一天是清明节，他要给一个在干校因病去世的阿姨上坟。看他认真地一锹一锹地上着坟，我问他这位阿姨是不是他的朋友，他回答说，这位阿姨不是朋友，甚至他也并不怎么喜欢她，只是怜悯孤独长眠在异地的这位阿姨，他要替阿姨的家人祭奠一下。我在把几朵红花草放在新上好的坟上的同时，也记住了父亲的为人。
父亲的信里提到我也给他回信。不记得回信写得勤不勤，但忘不了很早就固定了的格式。我的信总是以“亲爱的爸爸”开头，他的呢，当然是“亲爱的小艾”，然后第二句为“我特别特别地想你”。记得有一次为了表示对他特别地思念，我用了3个“特别”，结果他的回信里用了4个“特别”，然后我又增加到了5个“特别”，好像我们曾经用到过7个“特别”，但很快我们俩就对这个“游戏”厌烦了，因为真正想写的东西还没写，就要写那么多“特别”，真是太麻烦了。我们就又回到起点，只用两个“特别”。这一格式一直持续到我长大成人，东渡东瀛，又横跨太平洋。也许当年去火车站给父亲送行时，我就应该得到这个教训：我的眼泪并没有留住父亲。父亲病重时，我们的泪水还是没有能把他留住。如今，已经不再需要给他写信了，但我仍旧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地想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