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开始，我同表叔沈从文开始通信。可惜那些信件在“文革”时，全给弄得没有了。解放后，他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和我的读者都行将老去。”这句伤感的预言并没有应验，他的作品和读者都红光满面长生不老。
在平常生活中，说到“伟大”，不免都牵涉到太阳，甚至有时候连毫无活力的月亮也沾了光。若是有人说沈从文伟大，那简直是笑话。他从来没有在“伟大”荣耀概念里生活过一秒钟。他说过：“我从来没想过‘突破’，我只是‘完成’。”他的一生，是不停地“完成”的一生。他不过是一颗星星，一颗不仰仗什么而自己发光的星星。
如果硬要在他头上加一个非常的形容词的话，他是非常非常的“平常”。他的人格、生活、情感、欲望、工作和与人相处的方式，都在平常的状态运行。老子曰：“上善若水。”他就像水那么平常，永远向下，向人民流动，滋养生灵，长年累月生发出水滴石穿的力量。
好些年前，日本政府派了三个专家来找我。据说要向我请教，日本某张钞票上古代皇太子的画像，因为服饰制度上出现了怀疑，因此考虑那位皇太子是不是真的皇太子？这是个大事情，问起我，我没有这个知识，我说幸好有位研究这方面的大专家长辈，我们可以去请教他。
在他的客厅里请他欣赏带来的图片。他仔细地翻了又翻，然后说：“……既然这位太子在长安住过很久，人又年轻，那一定是很开心的了。青年人嘛！长安是很繁荣的，那么买点外国服饰穿戴穿戴、在迎合新潮中得到快乐那是有的；就好像现在的青年男女穿牛仔裤赶时髦一样。如果皇上接见或是盛典，他是会换上正统衣服的。敦煌壁画上有穿黑白直条窄裤子的青年，看得出是西域的进口裤子。不要因为服装某些地方不统一就否定全局，要研究那段社会历史生活、制度的‘意外’和‘偶然’。”
问题就释然了，听说那张钞票今天还在使用。
那次会面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至今还记得的是，他跟大家还说了另外一些话。客人问起他的文学生活时，他高兴地谈到研究服饰的经过，说：“……那也是很‘文学’的！”并且哈哈笑了起来，“我像写小说那样写它们”。
谈话快结束时，他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
沈从文对待苦难的态度十分潇洒。“文革”高潮时，我们已经很久没见面了，忽然在东堂子胡同迎面相遇了，他看到我，却装着没看到我，我们擦身而过。这一瞬间，他头都不歪地说了四个字：“要从容啊！”
他是我的亲人，是我的骨肉长辈，我们却不敢停下来叙叙别情，交换交换痛苦；不能拉拉手，拥抱一下，痛快地哭一场。
中央美院有位很有学问的研究家，是他以前的老学生，和我们的关系十分亲密。“文革”一开始，他吓破了胆，一个下午，他紧张地、悄悄地走近我住的门口，轻轻地、十分体贴地告诉我：“你要有心理准备，我把你和你表叔都揭发了！”
我恨不得给他两拳，连忙跑去告诉表叔。难以想象地，表叔偷偷笑起来，悄悄告诉我：“这人会这样的，在昆明跑警报的时候，他过乡里浅水河都怕，要比他矮的同学背他过去……”
日子松点儿的时候，我们见了面，能在家里坐一坐喝口水了，他说他每天在历史博物馆扫女厕所。“这是造反派领导、革命小将对我的信任，虽然我政治上不可靠，但道德上可靠……”
他说，有一天开斗争会的时候，有人把一张标语用糨糊刷在他的背上，斗争会完了，他揭下那张“打倒反动文人沈从文”的标语一看，说：“那人的书法太不像话了，在我的背上贴这么蹩脚的书法，真难为情！他原应该好好练一练的！”
有一次，我跟他从东城小羊宜宾胡同走过，公共厕所里有人一边上厕所一边吹笛子，是一首造反派的歌。他说：“你听，‘弦歌之声不绝于耳！’”
时间过得很快，他到湖北咸宁干校去了，我也在河北磁县劳动了三年，我们有通信。他那个地方虽然名叫双溪，有万顷荷花，老人家身心的凄苦却是可想而知的，他来信居然说：“这里周围都是荷花，灿烂极了，你若来……”
在双溪，身边无任何参考资料，仅凭记忆，他完成了21万字的服装史。他那种寂寞的振作，真为受苦的读书人争气！
钱钟书先生，我们同住在一个大院子里，一次在我家聊天，他谈到表叔时说：“你别看从文这人微笑温和，文雅委婉，他不干的事，你强迫他试试！”
表叔桌子上有架陈旧破烂的收音机，每天工作开始，他便打开这架一点儿具体声音都没有只会吵闹的东西。他利用这种声音作屏障隔开周围的喧嚣进行工作。
一个小学甚至没有毕业的人，他的才能智慧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想来想去，始终得不到准确结论，赖着脸皮说，我们故乡山水的影响吧。
他真是个智者，他看不懂乐谱，可能简谱也读不清，你听他谈音乐，一套又一套，和音乐一样好听，发人聪明。他说：“美，不免令人心酸！”
这，说的像是他自己的生涯。
前两年，我在表叔的陵园刻了一块石碑，上头写着：“一个士兵，要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献给他，也献给各种“战场”上的“士兵”，这是我们命定的、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