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游历很广，曾留学日本，回国后在安徽、福建、上海都长居过，还到过山东的青岛、济南等地，抗战后到新加坡，最后迁居苏门答腊，可谓尝尽天下美食。
他交友也同样广泛，朋友很多，而朋友们在一起又往往少不了吃吃喝喝。比如与柳亚子、鲁迅、沈从文等，互相之间的饭局记载充满了各自的日记。
郁达夫日记中对此亦有细致的记录：“午后打了四圈牌，想睡睡不着，就找鲁迅聊天，他送我一瓶绍酒，金黄色，有八九年光景。改天找一个好日子，弄几盘好菜来喝。”
这种默契舒适的交往，欢乐而温暖，在当代文人中很少见了，很让人向往。郁达夫记录的这种互赠美酒的细节，让我很感动，也勾我想起上个世纪80年代，一帮诗人朋友经常喝酒聊天的往事。
那个时候没有多少钱，买不起瓶装酒，常常喝散酒，几毛钱一斤，瓶装酒要两三元钱一瓶。有一年冬天，有个开大货车的哥们儿穿着一件军大衣来找我，兴奋地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两瓶泸州二曲，说：“二哥，今天咱们喝好酒！”
我顿时眼睛一亮，马上抓起来，放到办公桌下的柜子里，说：“这么好的酒，今天喝太浪费了，我们过年再喝。”当时我做老师，一个月只有50多元的工资，他开货车能挣到上千元，便经常搞些好酒来。
另外一次是和诗人李亚伟，他也穿一件军大衣来找我喝酒（那时时兴穿军大衣），拿一瓶泸州二曲，两人喝了之后，还觉得不过瘾，李亚伟借着酒劲儿就说：“二曲算个屁，等老子稿费来了要喝泸州特曲！”当时是1986年，我们这些“地下诗人”已经开始逐渐得到官方刊物的认可，陆续发表诗歌，有稿费拿了，喝酒也更豪气了一点。
郁达夫和鲁迅的交往充满了浓浓的酒气，但我能感觉到他们之间的醉意已超越了酒本身，这种醉更有一种朋友的情谊在里面。
从这段故事可以看出，鲁迅的“俯首甘为孺子牛”主要指对自己的儿子和老婆，而小时候我们接受革命教育，说鲁迅这是“为人民”，人为拔高了。这首诗中还有两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它冬夏与春秋”，如果当时看到，肯定会觉得鲁迅格调不高，不是“人民卫士”了。
与郁达夫喝酒吃肉时的鲁迅是更本色、更接地气的，也是更可爱的文人。
酒肉与诗歌恐怕很难分开，鲁迅在饭局上作诗这样的事，我们那个时候也干过不少。
每次喝完酒之后，我们常常朗诵自己作的新诗，有时候还闹出笑话。记得一次诗人马松兴奋地站到桌子上朗诵自己的新作，酒喝得太多，刚朗诵了两句就记不得了，伸手摸口袋里的诗稿，哪知道一下子摸出一张收据，又摸出一张粮票，马松醉眼迷离，还拿着粮票认真地看诗句在哪里，引得大家大笑不已。
2007年的一天，诗人张枣从德国回到中国，喝了酒以后，用俄文朗诵莱蒙托夫的代表作《帆》，还朗诵普希金的诗歌，非常深情投入。那时的我们非常快活。
有一个巧合是，鲁迅和郁达夫都患有肺结核，我想这可能与他们忧郁、爱生气有关。
但郁达夫与鲁迅相比，性格上更加开朗些，他的夫人王映霞做菜也更好，更懂得如何照顾他，常常熬鸡汤、炖甲鱼，用黄芪炖老鸭给郁达夫补身体。黄芪是补气的，与老鸭同炖，可以治痨热、骨蒸、咳嗽、水肿。
除了鲁迅和郭沫若，郁达夫还常与他的兄弟们，如楼适夷、王鲁彦等喝酒。一次大醉，郁达夫被巡捕带回了看守所，一觉醒来发现自己在牢里，吓了一跳，以为自己搞左翼文化运动被揭发，慌忙做好受审的准备。巡捕过来，斥责他深夜醉酒，触犯了治安条例，把他当作一般的酒鬼，这才让他松了一口气。
抗日战争期间，郁达夫先是去了新加坡，后来被迫到苏门答腊，改名赵廉，开了一家赵豫记酒坊，给日本人送酒，当翻译掩饰身份，从事营救华侨和文化名人的地下活动。因为环境危险，他怕误事，居然戒了酒。
1945年9月，郁达夫被日本宪兵秘密杀害，尸骨至今都没有找到。消息传到国内，胡适评价他的一生说：“郁达夫生于醇酒美人，死于爱国烈士，可谓终成正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