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出生前一年，父亲到上海谋职。那时上海由一位军阀占据，军阀下面有个处长是我们临沂同乡，经由他推荐，父亲做了那个军阀的秘书。 那时上海是中国第一大埠，每年的税收非常多，加上种种不法利得，是谋职者心目中的金矿宝山，父亲能到那里弄得一官半职，乡人无不称羡。可是，据说，父亲离家两年并没有许多款项汇回来，使祖父和继祖母非常失望。 大约在我出生后一年，那位军阀被国民革命军击败，父亲在乱军之中仓皇回家，手里提着一只箱子。
那时，手提箱不似今日精巧，尺寸近似19寸电视机画面，厚度相当于一块砖头，这只箱子是他仅有的宦囊。 箱子虽小，显然沉重，乡人纷纷议论，认为这只随身携带的箱子里一定是金条，甚或是珠宝。一个庞大的集团山崩瓦解之日，每个成员当然抓紧最重要最有价值的东西，上海不是个寻常的地方啊，伸手往黄浦江里捞一下，抓上来的不是鱼是银子。乡下小贩兜售的饼干，原是上海人拉出来的大便！ 可是，我家的经济情形并没有改善，依然一年比一年紧张，遣走使女卖掉骡子，把靠近街面的房子租给人家做生意。乡人伫足引颈看不到精彩的场面，也就渐渐地把那只手提箱忘记了。 我初小结业，升入高小。美术老师教我们画水彩，我得在既有的文具之外增添颜料和画图纸。这时，父亲从床底下把那只箱子拿出来。箱子细致润泽，显然是上等的牛皮。 他把箱子打开。 箱子里装的全是上等的白纸！ 那时候我们的学生使用两种纸，一种叫毛边纸（我至今不知道这个名字的来历），米黄色，纤维松软，只能用毛笔写字；还有一种就是今天的白报纸，那时叫新闻纸，光滑细密，可以使用钢笔或铅笔。那时，新闻纸已经是我们的奢侈品。 父亲从箱子里拿出的纸是另一番模样：颜色像雪，质地像瓷，用手抚摸的感觉像皮，用手提着一张纸在空气中抖动，声音像铜。这怎会是纸，我们几曾见过这样的纸！那时，以我的生活经验，我的幻想，我的希冀，突然看见这一箱白纸，心中的狂喜一定超过看见了一箱银元！ 当年父亲的办公室里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纸。当年云消雾散，父亲的那些同事分头逃亡，有人携带了经手的公款，有人携带了搜刮的黄金，有人拿走了没收的鸦片，有人暗藏银行的存折。父亲什么也没有，打算什么也不带。 他忽然看到那些纸。 作为一个读书人他异常爱纸，何况这些在家乡难得一见的纸。紧接着他想到，孩子长大了也会爱纸、需要纸，各种纸将伴着孩子成长，而这样好的纸会使孩子开怀大笑。他找了一只手提箱，把那些纸叠得整整齐齐，装了进去。
在两个三代同堂、五兄弟同居的大家庭里，继祖母因父亲失宠而嫌恶母亲，可是母亲对父亲并没有特别的期望。母亲当时打开箱子，看了，抚摸了，对父亲说：这样清清白白，很好。他们锁上了箱子，放在卧床底下，谁也没有再提。 倏忽七年。 七年后，父亲看到了他预期的效果。我得到那一箱纸顿时快乐得像个王子。由于纸好，画出来的作业也分外生色，老师给的分数高。 高小只有两年。两年后应该去读中学，可是那时读中学是城里有钱人的事，父亲不能负担那一笔笔花费。他开始为我的前途忧愁，不知道我将来能做什么。但是，他不能没有幻想。他看我的图画，喃喃自语：这孩子也许能做个画家。 我用那些白纸折成飞机，我的飞机飞得远。父亲说：他将来也许能做个工程师。 我喜欢看报，尽管那是一个多月以前的旧报。我依样画葫芦自己做了一张报纸，头条新闻用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装》，大边栏用司马光打破水缸。这又触发了父亲的幻想：这孩子将来也许能编报。 有一次我带了我的纸到学校里去炫耀，一张一张赠送给同学，引起一片欢声。父亲大惊：难道他将来做慈善事业？ 父亲也知道幻想终归是幻想，他用一声叹息来结束。这时母亲会轻轻地说：不管他做什么，能清清白白就好。 清清白白就好。我听见过好多次。 现在，我母亲逝世50年了，父亲逝世也将16年，而我这张白纸上已密密麻麻写满了几百万字。这几百万字可以简约成一句话：清白是生命中不可忍受之轻，也是不可承受之重。 虽然写满了字，但每个字的笔划都很清晰，笔划间露出雪白耀眼的质地。白色的部分，也是笔划。可以组成另一句话，那是：生命无色，命运多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