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因为父亲的所谓“历史问题”，我们全家被遣返回胶东者家，落户在即墨城乡接合部一个叫宋庄的小村子。
离我们在宋庄的家不远，有一座钢铁厂的垃圾山。那里不但是村里孩子们的乐团，也是我和弟弟经常光顾的地方。穷人的孩子早当家，为了维持我们一家的生计，我和弟弟经常在垃圾山的炉灰里捡煤渣。
那天一大早，我和弟弟又来到垃圾山下。
卡车在垃圾山的另一边倒下一车炉灰。我一边吩咐弟弟在原地继续寻找，一边提起竹篮向垃圾山的另一侧奔去。
忽然，垃圾山那边传来弟弟大声的哭喊声!当我赶过去时，弟弟的竹篮已被打翻在地，村支书的双胞胎儿子正在对弟弟拳打脚踢!“捡到的焦炭都归我们!以后捡到焦炭，也要给我们说，听见没有?”他们恶狠狠地威胁道。
“你们凭什么欺负人?”我气愤地质问他们。
“凭什么?就凭你老子是叛徒，是特务。是臭老九!怎么样?信不信我爸能革你那反动老子的命?”他们得意地乜斜着我。
我装作害怕的样子从竹蓝里捡起两块最大的焦炭，对他们说：“把两块最大的给你们，行不行?”话音未落，我手中的两块焦炭已分别重重地砸上了他们的脑壳!
那对双胞胎哭喊着捂住脑袋掉头就跑，弟弟为我的胜利欢呼雀跃，我也顿时觉得自己高大起来，像个男子汉了!
中午，我们满怀丰收的喜悦回家。我一进家门，就高举手中的竹篮向父亲报功：“爸爸，我们捡了好多煤渣，还有焦炭!”
突然，父亲劈手打掉我手中的竹篮，然后手一挥，狠狠打了我一记耳光!
我顿时感到眼冒金星，四周一片黑暗!原本斯文的父亲，从没对我下过这么重的手，我顿时感觉整个世界都不存在了……
我的脚下，是我和弟弟捡的满满一竹蓝煤渣焦炭，洒落在我家的庭院。我的鼻血滴滴答答，滴在我的脚面，滴在满地的煤渣焦炭上……
在我童年的印象中，那一年是我家生活最窘迫的一年。父亲在村里干最重的活儿。出最多的力，可我们家依然吃的穿的都不如别人。那次挨打以后，我几乎没和父亲说过一句话。甚至在心里，我也早已不再把他当作父亲。
后来有次在饭桌上，父亲想向我解释，以缓和我们的关系，我却冷冷地拒绝了他。我说：“你很早就教过我，男儿以懦弱无刚为耻。但现在在我眼里，你就是个无刚的男人!你为了向人讨好而打自己的儿子，你早已不配是个男人了!别和我说话!”说罢，我把眼前的饭碗往地上一摔，摔门扬长而去!
我的身后，传来母亲压抑的哭泣和父亲长长的叹息。
18岁那年，正碰上上世纪80年代的那场“严打”。因故意伤害罪，我终于把自己玩进了监狱。在劳改农场，一个据说曾经很能“砍杀”的狱友有次问我，听说你也被人砍过?你最重的一次伤在哪里?我想了想，指指自己的心口说，这里，我最重的伤，在这里!
服刑3年，我没有接受过父亲的一次探视。而那时，父亲已经被落实了政策，是教育系统的一名工会干部了。出狱后不久，正赶上恢复高考，我很幸运地念了大学，接着便是工作、恋爱、结婚。但我始终没有花过父亲的一分钱。甚至父亲要拿出部分工资补贴一下我小家庭的清苦，也都被我断然拒绝了。为了那一记令我痛彻心肺的耳光，我不想给父亲一丁点儿求得我原谅的机会。
其实，在我出狱的第一年，母亲就对我说，父亲对当年的那一记耳光，也是悔恨得要死。当年我把村支书的两个儿子打了。村支书的老婆在第一时间就到我们家撒泼。她对我父亲说：“我的儿子伤成什么样，你就要把你的儿子打成什么样!要不然，哼!你们一家四口以后就别想要口粮了!”
从未向谁低过头的父亲就是在那一刻妥协了，为了多病的母亲，为了年纪尚小的我和弟弟。可当他一见到我满脸的鼻血和我当时那种绝望而无助的眼神，父亲马上就后悔了。
为了不至于被断供口粮，父亲把我们家压箱底的七十块钱，都给村支书的双胞胎儿子买了营养品送去赔礼。
后来，我和父亲的关系虽然因母亲的不断解释有所缓和，但我还是心存芥蒂。
说不上为什么，我和父亲之间，总是没有多少话说。父亲极少来我的家，我也很少到父亲那里去。男人与男人之间，多年已成习惯的隔阂要一下解除，似乎很难吧，尽管彼此心里，也许早已淡漠了那个隔阂的缘由。
父亲病重入院的时候，待我匆匆赶回，父亲已在弥留之际。当我伏到父亲床前，父亲似乎回光返照，猛地一把抓过我的手，往他的脸上拉。我以为父亲要我为他合上双眼，可我的手刚一触到他的脸，父亲那干枯的双眼就滚出两滴浊黄的老泪，永久地合上了。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父亲当年的那一记耳光，于他自己的伤害比我更甚，父亲因此悔恨了一生!那一刻，我痛叫一声，哭倒在地——父亲为了弥合我们多年隔阂的父子情，临去之时，竟希望我，还他一记耳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