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2005年，父亲第二次从鞍山来上海，还是穿着绿色的旧军装，提着只黑皮箱。人群里很容易看见他，个子很高，脊背挺得笔直。
父亲当过10年兵，转业后也常以军人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他时不时地就会来一句“我是个军人”。母亲在他退伍后的第一年，离婚改嫁了。很长一段时间，我对父母都心存恨意。尤其对父亲，我至今都认为，如果他肯早点转业回来，这个家不会分崩离析。
父亲那次来，是看孙子的。我在电话里告诉他小婷生了的时候，他停了一会儿，丢来一句：“我过去看看。”
我到火车站接他，开了辆新车。他有点惊讶，摸了摸说：“你买的?”
我点了点头。
他给了我一拳，说：“混得不错啊。”
我揉着被打得生疼的胳膊说：你不打我就难受是吧。可我的心里却是高兴。父亲的拳头有多层含义，生气的时候，表达愤怒，此时表达欣赏。
父亲给孙子买了块玉坠子做礼物，水头不错，就是小。岳母说：“亲家真是好眼光，大小给婴儿戴正好。”有点话里有话的意思。父亲笑了笑，没接口。
看过孩子之后，他没睡在家里，而是租了间小旅馆。小婷觉得过意不去。她说：“爸，家里有地方。干嘛睡外面啊?”
父亲说：“我打呼噜响，吵你们就算了，吵到孩子不好。”
我给了小婷一个眼色，让她别劝了。父亲是不会住的，因为这里是他的心病。
二
小婷是上海人，家境很普通，但以上海作背景，就会有种自然而然的优越感。比如岳父母的退休金，比我父亲的工资还要高。再比如他们手里的两套计划经济时代留下的老房子，从容不迫地就涨成了近百万的身家。
2004年，我向谈了4年的小婷求婚，小婷没犹豫地答应了。但是她的母亲，开出了张让我心惊肉跳的礼单：买房，办酒席，礼金2.8万。女方买车，装修，置家具。那一年，上海的房价已经开始离谱，对于工作不满两年的我来说，即便按揭，也捉襟见肘。
万般无奈下，我给父亲打了电话。父亲说的还是那句：“我过去看看。”
说实话，我没想过两家父母会以谈判的形式完成了第一次见面。父亲一上来拿出了撒手锏。他从贴身的衣袋里，掏出一张存折摆在桌上，说：“少军那儿有多少，我不太清楚。我退伍的安置费和这几年攒的都在这儿了，一共4.6万元。多了，真没有。但是，我想说，我是个军人。我这辈子教给我儿子，就是个正字。小婷肯嫁，我保证她不受委屈。小军要做了对不起她的事，我就先削(打)他。”
小婷的母亲听完了，接不下话。但一直不说话的准岳父却说：“那就这么定了吧。”
那天两家做了个互换的决定。小婷的父母拿出一套房子给我们，买车的事以后再说，父亲的存款用来装修买家电，剩下的，我和小婷自己筹。
从小婷家出来，我终于如释重负地吁了口气，说：“爸，谢谢你啊。”
父亲却一直黑着脸，沉默不语。第二天，他就买了车票回鞍山。临上车前，他忽然对我说：“爸这个人性格不好，在社会上挣不到什么钱。你娶个媳妇，还得住到人家家，委屈你了。”说完，他重重捶了我肩膀一拳，转身上车了。
我结婚后，父亲几乎很少来上海，我也很少回去看他。后来我开了家小公司，生意做得最风光的时候，曾准备订机票接父亲来上海玩，可他一口回绝了。他在电话里说：“少军，有钱也别乱花，你还有孩子呢，将来那就是无底洞。”
小婷说：“我感觉你和你爸不是很亲呢。”我毫不掩饰地说：“是。我活的前12年里，有他没他一样。16岁上高中开始住校。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加在一起也就四五年。”
其实，如果再细分下来，我和他共处的四五年里，有一半时间无话可说，一半的一半他在教育我，一半的一半的一半，他在揍我。记忆里，足够温馨的片段，少之又少。
父亲再来上海，是2008年末。我的小公司没挺过那场经济危机，债主上门的日子，我天天躲在家里。除了喝酒就是上网，小婷抱着孩子，回了娘家。
父亲得知我的近况，从家里赶来了。他一进门，劈头就问：“出了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
我说：“告诉你有用吗?除了骂两句，你能解决什么问题。”
他说：“我这有15万，你可以拿去用。”
我哈的笑了一声：“你知道我欠了多少钱。15万够干什么?”
父亲说：“够干什么不重要，重要是你不能这样活着。别忘了你是军人的儿子，你给我活得有志气点！”
我不耐烦地说：“你别再用这句自欺欺人了。你在部队里混了10年被劝退，在家里，你连我妈也留不住。我呢，结个婚还要住丈母娘的房子。你是军人怎么了?也不能改变你是失败的人!”
最后，父亲用拳头结束了这场对话。那天他走的时候，把存折摔在我脸上说：“真对不起啊，你有个失败的爹。可你也有儿子呢，麻烦你别活得像你爹那么失败。”
三
我申请了破产，用父亲的钱，还了一些非还不可的债。2009年，也许是我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但我还是挺过来，找了份朝九晚五的工作。我和父亲的联系更少了，也许是因为我们揭了对方的短。偶尔，父亲打电话来，也是想听听孙子的声音，和我几乎无话。
2010年年末，我接到了一位远房姑姑的电话。她的小女儿要考上戏，来询问情况。末了，她说：“少军啊，有空回去看看你爸。他想你想得厉害，又嘴硬的不会说。”
于是春节长假，我一个人回了鞍山。进了我家的那幢老楼还在。敲开门，才知道已经易主了，房子几年前就卖了。我顿时知道了当初那15万是哪儿来的。老邻居告诉我说，父亲在我小学门口开了家小卖部。我找过去的时候，已经傍晚了。是间极简陋的门面房，陈旧的柜台里堆着文具玩具，后面拉着布帘，摆着一张行军床。房间里生了炉子，他在一旁，翻炒着一锅的土豆白菜。昏黄的光线下，额头眼角的皱纹，显得格外深。我从没想过，他老得竟这样仓促，躬身的样子已经像个老人了。
我说：爸，是我，回来看你来了。他讷讷的望着我，半晌才走过来，捶着我肩膀，老泪纵横。他真的老了，从来不掉泪的他，却在我面前哭了。而我站在他身边，一直在悄悄打量着这家小店。我真想不出，在这个四面透风的小屋里，他是怎样熬过北方寒冷的冬天？
那天晚上，父亲翻出瓶战友送他的好酒，喝得酩酊大醉。我和他挤在那张行军床上，惴惴地睡不着。他满是硬茧的手，始终拉着我不放，好像一松开，就会消失不见。
三个月后，父亲突然过世了。然而这个“突然”只是对我而言。其实，他早在2007年就查出了肝癌。但他选择了一套最经济、最超前的治疗方案——气功疗法。医生说，他基本算是个奇迹。
九月的时候，我和小婷在家里看了部获奖的片子，叫《钢的琴》。影片讲述了上世纪80年代的东北老城，下岗工人陈桂林给女儿造钢琴的故事。那些熟悉而败旧的画面让我感动。5岁的儿子，也跟着懵懵懂懂地看完了。儿子问我这片子什么意思?我说讲的是父爱。儿子问：“那个女儿跟着她有钱的妈妈不是更好吗?她爸让她弹那个破琴，是爱她吗?”
我无言以对。其实，到底要怎样定义父爱呢?我想，就是那种明知作用不大，却仍拼尽全力的执着和勇气吧。只是，在这个“拼爹”的年代，我不知道自己这个被物质教化大的儿子能否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