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自由写作者,韩东非常活跃。而在生活中,韩东低调、朴素、平和。迄今为止,他出版的四部长篇小说,除了《我和你》,《扎根》、《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和《知青变形记》三部都是以他们一家下放的经历为背景和素材。
“我是一个心中有父亲的人。”韩东如是说。
我是一个心中有父亲的人
1969年，8岁的韩东随父母举家从南京下放到苏北洪泽县黄集公社涧南一队，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对于韩东来说，下放是一件让人兴奋的大事。首先,家门口两边墙上贴着的“打倒”、“炮轰”、“火烧”、“油煎”大字报,现在被撕掉了,有些则被大红色的喜报覆盖了,标语也变成了“热烈欢送”、“光荣下放”。其次,是锣鼓喧天的欢送仪式。他带着“光荣”和对农村莫名的美好向往,和家人一起高高兴兴地下放。
那时的韩东还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对时代的剧变以及给家庭带来的巨大影响并无太多的知觉。在之前的一年,他曾经为奶奶的去世而兴高采烈——“我们家终于死人了”;也曾因父母被“打倒”而激动不已——“我们家终于出坏人了”。但这段十年的下放经历却几乎影响了他一生。三十多年后,全家下放洪泽的经历,成就了韩东的首部长篇小说《扎根》。这部小说勾勒出了一幅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农村的生活长卷,而小说中老陶的原型就是韩东的父亲、著名小说家——方之。
方之本名韩建国,解放后曾任共青团南京市委宣传部长。韩东的父亲和母亲堪称郎才女貌,母亲性格外向、单纯,外表清秀而行动力强;父亲性格内向,才华横溢。因母亲是独女,不擅家务,因此主管“外交”,比如接待亲戚。北京的爷爷经常写来家信,都是母亲代为回信。
1957年,方之和几个江苏青年作家积极响应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号召,创办了《探求者》杂志,主张“大胆干预生活,反对粉饰”。但在“反右”运动中,《探求者》被定性为反革命小团体,方之受到了留党察看的处分。
方之夫妇主动要求下放,很快,他们的申请得到了批准。能够远离省会南京这个政治中心,远离斗争漩涡,方之夫妇为之感到庆幸,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他们唯一担心的是小哥俩的前途,担心他们去了农村,将来有可能上不了中学。
但父母从不将生活的残酷和对未来的忧虑透露给孩子们,生怕这些给孩子带来阴影或刺激,甚至影响到他们的人生态度与人生观。直到读了大学,父亲去世后,韩东才知道家里的这些事,也第一次知道父亲曾自杀过。但那时,在父母的庇护下,苏北农村黄集的生活,对于韩东和哥哥李潮来说,竟犹如一个桃花源,安宁而崭新。
农村给了韩东很长时间的新鲜感,他和当地的男孩一起摸鱼、爬树,并学会了当地方言。但由于来自城市,黄集的孩子明显与他保持着距离,而他也不够合群。在这样的疏离和孤独感中,韩东开始了画画。父亲向来支持儿子的爱好,认为至少将来有一技傍身。于是,他为韩东找了一位县城里的美术老师。
在韩东的记忆中,父亲对他几乎没有要求。父亲那时最大的心愿是希望他能够平平安安的,将来当个工人。
家就是六口人三代同堂
当一家人在农村安顿下来后,韩东进了黄集公社小学插读二年级。所谓的学校,只有三个年级、一个老师。三个年级的学生同处一间教室,上课时,老师让一二年级的孩子抄黑板,三年级的孩子读书。老师教大家:“尼克松是尼赫鲁的儿子,他们都姓尼。”晚上,韩东把老师的话复述给父亲听,一家人哈哈大笑。
一天,得知母亲要去赶集,韩东闹着要跟母亲一起去。母亲不允许,认为他不应该逃课。父亲却说:这老师误人子弟,不上也罢,说着就要去给韩东请假。
在韩东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个标准的共产党干部,他不拘小节,有幽默感,总是和农民同吃同住,打成一片。在涧南,父亲见当地农民依然延续着几千年传承下来的耕作方式,极其落后,生活贫困,便决心改善当地的农村和农业面貌。他阅读了《科学种田》等很多有关农村种植、养殖方面的书籍,披星戴月地调查田亩情况,制定方案,引进良种。
虽然父亲的努力一年后初见成效,但很快,他再次遭受打击。1971年,《探求者》事件的最后处理结果下来了,方之因“不思好好地劳动改造,反倒企图篡夺农村的基层领导权,干起了什么‘代理生产队长’”(《扎根》语)而被开除党籍。母亲则被卷入了她从未参加过的“516反革命集团”,被专案组带到公社隔离审查。
父亲被开除党籍后,只好将自己改造农村的计划与满腔热情投入到自家园子的经营上，种树种菜种粮食,养鸡养鸭。
为了儿子日后能够扎根农村,父亲很注意训练孩子的劳动能力,他不但带着韩东整治园地,还让他学做各种家务。每年冬天,家里都要腌咸菜,父亲将园子里栽种的新品种“高秆白”拔出来,带着儿子一起去河边洗。河水冰凉刺骨,韩东手上的冻疮几乎被泡得裂开了。为了让儿子转移注意力,父亲一边洗菜,一边讲起了故事,讲中国古典名著,也讲外国名著,但讲得最多的是《三国演义》,桃园三结义、关云长水淹七军等等。
不久,父亲被调到了公社文化馆工作,后来又调入县文化馆。有了用武之地,他积极投身文化建设工作,举办青年创作班、阅读学习、体验生活等活动。
而六年的农村生活使韩东完全成了一个乡下孩子,他带着对县城的向往,随父母一起搬到了洪泽县。这段经历与体验,形成了韩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小城好汉之英特迈往》。
韩东一家六口人,外公外婆、爸爸妈妈、哥哥和他。外部环境的压力,使得家庭关系更加紧密。在下放的十年间,一家六口相扶相持,相依相守,相亲相爱,这种家庭格局在韩东心里刻下了极深的印痕。即使四十年后,他心目中的家庭概念依然是这样一个六口之家、三代同堂。
韩东认为,家的感觉更是一种氛围。比如一家人每天聚在一起吃饭,在餐桌上说说笑笑。父亲母亲由于经常出差或者赶集,会讲一些北京、黄山的见闻,或者赶集碰到的新鲜事。外公外婆不太说话,一边吃一边听,一边笑着。他和哥哥则讲些学校里的事,或村里的故事。
这样的家庭气氛,吸引了附近的许多知青。他们来借书来蹭饭,来与方之夫妇一起聊天说笑,谈外面的世界外面的形势。一到韩家,他们有的洗菜洗碗,有的帮忙洗衣服,甚至还有不少知青认韩东的母亲为干娘。远离家乡和亲人的知青们,在这个家庭里寻求慰藉,体会着家的温暖。
爸爸在天上看我
1978年,韩东考入山东大学哲学系,离开了洪泽。自此,他一直将洪泽当作故乡,而不是南京,即使梦里,他也经常回到洪泽。尽管四十多年来他多次搬迁,但梦里的家,始终是涧南的那个家。
但韩东读大学的第二年,家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间,韩东经历了四次死亡。
第一次是父亲于1979年病逝。那一年,父母落实政策,回到了南京。然而,父亲一回到南京就住进了医院,沉疴难起。那年冬天,父亲带着许多未了的心愿和对两个儿子的牵挂,溘然长逝。
父亲的去世,对于18岁的韩东来说,犹如一个成人礼。从此,他真的离开父亲了,必须独自去面对世界,去走自己的路。与父亲感情极深的他,多年来不断梦到父亲,有时在梦里泪流满面,但更多的却是梦见父亲依然活着,一直隐姓埋名生活在另一个地方。直到近些年,他才渐渐接受了父亲已经死亡的事实。但他认为死亡并不是消逝,他真切地感觉到,父亲依然存在,存在在一个不存在的状态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