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我的年过花甲、体弱多病的父亲因顶撞“革委会主任”被关押在大队小黑屋里批斗。当他被人送回家时，已奄奄一息。
本村的老中医来了，细细诊了脉，又配了药，然后把我拉出门说：“你父亲的病可不轻，你们还是想别的办法吧。”
我无奈地叹口气。
几天里，父亲高烧不退，肚子肿大，水米不进。我和母亲心急如焚，却一筹莫展。
街坊邻里们带着礼物来瞧父亲的络绎不绝，东街李大娘还带来一条及重要的消息，说有一种叫“狗宝”的药能治父亲的病。
“什么‘狗宝’？那可是只听说没见过的东西啊 ！”我摇摇头说。
“‘牛黄、狗宝，闻闻嗅嗅病就好’，我也听老辈人说过，可去哪儿找这种起死回生的妙药啊 ！”母亲也摇着头说。
李大娘悄声说：“你不知道，咱村丁老光棍就有。可这人外号叫‘老犟驴’！仗着自己是抗美援朝的残疾军人，谁也不怕。他的亲朋好友问他求药也没有，他说这药啊，是他心肝宝贝狗的命根子呢！”
救父心切，我硬着头皮来到丁老汉家。
栅栏门没有关，此时院里只有一人一狗蹲坐在大槐树下。丁老汉七十多了，孤身一人。夕阳的余辉落在他脸上，映出像大槐树皮一样的沟沟坎坎。此时，正低声对他的宝贝狗说着悄悄话。
他的宝贝狗是本地土狗，毛色灰黑，只有四只蹄子是白的。狗不但老，而且瘦骨嶙峋，眼神也不活泛，蹲在那里不吃不喝，只是在慢慢吞吐着一块比乒乓球略小些的东西。
“大爷”我压低声音，生怕惊恼他。
没料到，他没扭头看我一眼就说：“我晓得你会来的，我正在给它讲你父亲的事呢。”
啊？原来是这样，看来我父亲的事在全村已家喻户晓了。
前些日子，靠“造反”有功而当上大队革委会主任的李大宽异想天开，命令我们队社员深翻了四十亩良田，想弄一处“学大寨样板吨粮田”。他把队里社员们的细口粮小麦扣下一半做种子。按他的理论：种一粒长一穗，那一穗麦子最差也结两个籽儿。种一收二，按最保险的估计，每亩种上一千斤麦种，秋收时就成“吨粮田”了！他强迫社员在地里来回摇耧插秧，每亩必须种足一千斤麦粒。社员们对他这种糟蹋粮食、浪费土地的行为敢怒不敢言，只有我父亲人犟，挺身而出阻止他的蛮干，因此被扣上“反农业学大寨”的“坏分子”帽子，揪到大队挨批斗。
“本来这件事该我去阻止他，可让你父亲遭了大罪！我真无脸去看望他。这能救命的药该给他试试！”丁大爷语气很重，边抱怨自己，边用发颤的手朝狗嘴前放下一块方白布。狗迟疑了片刻，就乖乖地将那乒乓球大小的东西吐在白方布上，尔后闭上双眼，眼角挤出两滴泪。
丁大爷小心翼翼地裹好那东西递给了我。我双手抱在了怀里，激动得连句道谢的话也没说就急急跑回家。
家里，李大娘还没走。母亲和几个未走的乡邻都围着父亲唉声叹气。人们一见我很快取来“狗宝”，个个喜出望外。李大娘用细瓷碗片儿从“狗宝”上面轻轻刮了些白粉末，在白纸上匀成三份。取一份用汤匙给父亲灌进口里。然后她又拿起“狗宝”在父亲的“太阳”穴上、心口上各擦按了一会儿，然后长舒了口气说道：“行了，高烧该退了。这二份药明、后天服用！”她又吩咐我说，“快送还人家！再晚了恐怕那狗……”
我不信这药能那么灵。上前摸摸父亲的额头，果然不烫了。
当我小心翼翼地捧着“狗宝”来到丁大爷家时，那狗已经断了气。丁大爷沙哑着声音说：“这狗跟我快20年了。它通人性，知善恶。有人说它四蹄带白是为我穿孝，谁知它竟死在了我前边！你拿铁锨帮我在这槐树下挖个坑吧！”
狗是我埋葬的。月光下，我看见丁大爷在木箱前放了一碗米饭和一块骨头。
几天后，我父亲的病彻底痊愈了。
第二年麦收季节，李大宽试种的四十亩“样板吨粮田”成了一片只有寸把高的黄草坪。令人气愤的是，他不但无罪反而有功，被市报吹捧为“学大寨大胆改革的好典型”，被提升为公社主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拨乱反正”后，李大宽被停职查办，不久得癌症死了。父亲和丁大爷的身子却仍硬朗，常在一起谈天下棋。丁大爷禀性不改，凡是来向他求“狗宝”的，如果是作恶多端的人，他都当面指出，说：“宝药对恶人不灵！”如果是善良人，他则慷慨相赠，分文不取。
我记得八四年那一年，丁大爷的“狗宝”用尽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见过“狗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