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写写学生时代的事。还没有来得及调动回忆，往事就已如潮水在眼前涌动了。而在风口浪尖上的，依旧是1989年，我的高考岁月！
是，那是我为自己的生命颁发的第一个奥斯卡大奖。直到今天，我还常常做关于高考的梦─热泪依旧在梦中汇成河流。
进入高三的那年，我16岁。一个长在底层工人家庭的孩子，16岁的我已经相当懂事了：我乖巧地在从不和谐的父母之间周旋，保护和照顾着有心脏病的妈妈。从11岁我便开始承担家务、买菜做饭当小管家，精打细算地为经济拮据的家庭节约每一分钱。但是，整个高中阶段，我的学习几乎完全处在无序的状态，成绩并不理想，而我居然对自己的命运前途盲目乐观。
也许，这就是现在所说的残酷青春─青春之残酷，乃是因为年少轻狂心高气傲而久不自知。
但生活自有办法嘲笑你教育你。1989年的高考像定时炸药一样准时爆炸。我名落孙山。这在我自己是意料之外，却是在所有老师的预料之中。当然，这是很久之后我才知道的事。
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期，高考几乎是当时年轻人的惟一康庄大道。落榜，就意味着流落江湖。而当时，江湖不像现在，处处都是出路。
同学们几乎全上了各种录取线，个个都有书可读了，包括那个曾听我夸口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我考不上大学”的同学。只有我们少数几个，突然被大部队扔下了，孤零零地留在一个荒岛上，没有前途，更无退路。
那一年，吵吵闹闹了一辈子的父母亲终于正式离婚。他们都没有时间管我。其实我从小到大早已经习惯了这种野丫头的状态，但在高考落榜的那天晚上，我觉得自己所有的坚强全线崩溃，再没有勇气回到那个阴暗贫穷的家了。
我和另外一个同学李德远，躲到了胡卫东家。我们都是落榜者，同病相怜。
那个时候还不时兴借酒消愁，我们也没有钱喝酒。我只记得那个晚上饿了之后我们用白水煮了一些西红柿来吃。没有鸡蛋，也没有油。大家就这样相对无言不知所措。天要亮的时候我们终于疲倦得合衣而睡了。后半夜，狂风大作，我听到胡卫东家的房顶上茅草飞扬和瓦片落地的噼里啪啦声，心头空虚得一塌糊涂。
父亲其实已经为我安排好了路：他要我到他当时上班的县车队去当售票员。我不敢埋怨父亲。那几年家里因为拆迁建房负债累累。后来房子建好后没有装修我们就住进去了，没有窗户，没有电，甚至连墙壁都没有粉刷。父亲为了节约几毛钱的菜钱，中午都要步行一个小时回家吃饭。
但是我用沉默回绝了父亲。“我要复读。”我只用很不理直气壮地声音嗫嚅着，然后在父亲惶恐的目光中逃出了家门。那个夏天我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家对面的六角亭，我常常坐在亭子的最高一层，呆呆地望着脚下的整个綦城，陷入无边无际混乱的狂想。
补习费现在想来不算贵。但在当时，对很多农村家庭和普通工人家庭而言，学费和生活费加起来也还是一笔颇沉重的负担。姨姨真正走进我的生活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在1989年的那个暑假，是姨姨的那句话“她要读就读，我给她付学费”改变了我的整个命运。1989年9月，我成了一名高四生，插班复读。
同学们的录取通知书还在陆陆续续地来，插班生一个一个地离开。偶尔也有失落的时候，但我已经平静了下来，经历了整个暑假的梦魇之后，我已经能直面我的命运了。我小心翼翼地揣着我的补习费，精打细算着每一天的生活，我心平气和地坐在90级的教室里，开始了另外一段人生。
直到现在，我也必须承认：我的真正意义上的学习，是从1990年开始的。
我婉拒了一切校园社交活动，把各种欲望降到了最低，夜以继日地学习，不知疲倦地学习，紧张而非常有规律地学习。我争分夺秒地计算着把吃饭时间控制在15分钟以内，精心计划着凌晨四点起来抢占学校的洗衣槽只为了能用最少的时间处理内务。对每一天的支出我更是斤斤计较，每两周只吃一次肉，千方百计省下一点点钱买书……那是一段狂热地献身于高考的日子，我日日坐禅入定般投入拼搏，日子清亮明净。当时特别喜欢一首诗，全诗已经记不全了，最后两句却经常响彻在耳边：
在不眠的静夜，
回想清泉的喷发……
大概因为政治的原因，1990年的高考形势更为惨烈。我以班上前几名的成绩，也只上了专科线。但是这并没有影响我进入大学的心情。1990年9月，我走进了大学。虽然是一所老家最次的大学，但因为有了1990年的历练，我如鱼得水，我的大学生活从一开始便与众不同─在当时大学生普遍懈怠慵懒的背景下，我坚持着以读“高四”的状态读完了大专，并且把这种状态带到了后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于是，才有了今天不算太辜负生命的我。
二十多年很快就过去了，今天，人到中年了，应该更有权利对当初的任何一段生活作出评价。
感谢高考的残酷，把我从青春的虚荣和喧嚣中拯救了出来，让我回归了生命的真实和充实。在最容易沉溺于浮华和浪漫的年龄，我被高考一掌打到了大地上，从此不恨不怨，孜孜不倦，日出而作，日落不休。脸朝黄土背朝天是艰辛的，但是，也唯有这艰辛能把心灵的成长早早地赋予我们。
我永远感谢高考，感谢所有的生命能够承受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