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叫雷宗兴的16岁少年，是山东师范大学附中的高二学生。
他和姥姥郭庆萍的感情甚笃，只要两个人在一起，他就会黏着姥姥，听姥姥讲家族历史。不过，让雷宗兴困惑不解的是，姥姥总是叹息说“我出身不好”。他通过姥姥的讲述知道：外高祖父“郭葆霖”是民国官员和学者，在济南和青岛都有房产，两个儿子留学日本，后开办实业，显赫一方……出身于这样的家庭，怎么偏偏就不好呢?
然而姥姥一再坚持说自己出身不好，而且告诉外孙，在“文革”期间郭家成员均因此获罪，这个“地主资产阶级反动家庭”被迫四散到牛棚、劳改场，早已去世的“郭葆霖”成为每个家庭成员的包袱和羞耻，始终不敢提及。他的大儿子被撵去扫大街，最后在冷眼中死去；他的二儿子则被扣上“卖国贼”的帽子，关进劳改场，最后因愤懑而患脑溢血死亡。幸存的成员无不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中，至今心有余悸，很多情况下绝不肯多讲一个字。
雷宗兴听了，欷歔不已，但是他并没有完全跟着姥姥的讲述走，姥姥过于相信那些已经定性的东西了。而种种迹象表明，外高祖父“郭葆霖”并不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简单和令人不齿，如果是一些历史讲错了呢?是不是就要一错再错，永远错下去?他坐不住了，决定要给外高祖父“翻案”，还家族一个清白。，外孙的决定吓了郭庆萍一跳，一个小孩子，单枪匹马，向历史的大风车挑战，这不是又一个堂吉诃德吗?
“郭葆霖”唯一在世的儿子郭宪达，也就是雷宗兴的三太公，也打电话阻止他，并说：“我对以前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别想过来问我。”雷宗兴不服气，难道只能学那些王侯将相的历史吗?难道只能接受那种用来考试被灌输的历史吗?他偏偏要进到“活的、有意义的和与己相关的历史”当中，何况历史一直在朝前走，今非昔比，难道连向后看自己、看他人的自由和权利都不要了吗?
恰在此时，《看历史》杂志社在2011年发起了一项“首届全国中学生历史写作大赛”的活动。这极大地鼓舞了雷宗兴较量历史的勇气和信心。
相对于检索麻烦的图书馆，雷宗兴笃信“无所不能”的互联网。但姥姥却不看好，问他：“以前的照片、族谱全都在抄家的时候烧了。你这敲敲打打能出来吗?”姥姥的话不无道理。自己所做的并非无中生有的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和旁证，再良好的初衷也会变成泡影。但是如果不试一试，怎么能够看到希望?他不断变换关键词，在网上进行搜索，可是一直没有多大的进展，外高祖父“郭葆霖”这个人仿佛从来不曾存在过，强大而便捷的互联网搜索功能在这里仿佛失去了神力，这让这个踌躇满志的少年大为受挫。
一天又一天就这样白白地流走了，雷宗兴急得抓狂，他实在没有办法组合新的关键词，而且也想不出新的工作思路。面对无形的历史海洋，他越来越感到茫然。三太公依然反对他走近那段不堪回首的家族历史，而有的同龄人已经向《看历史》提供了极为优秀的个人历史写作稿件了。这种反对和压力反而激发了雷宗兴的斗志。他开始整夜整夜地工作。累了就蜷在姥姥的床上，然后起来马不停蹄地工作着。姥姥则在旁边陪他熬夜，帮他冲茶、扇扇子，同时抽空找找陈年旧物，看能不能启发一下外孙。
雷宗兴改变了关键词，也重新调整了工作思路，很快就有了重大的发现。他搜索到了《中国养蚕学》《山东农业概况》《东三省农林垦务调查书》《察绥垦务调查书》等著作，这些著作的作者均为“郭葆琳”。他兴奋不已，叫来姥姥，然而姥姥并不敢确定这就是他所判断的“郭葆琳”。
雷宗兴废寝忘食、极度亢奋地工作着，到了7月30日，他终于能够基本确定外高祖父郭葆琳的历史轮廓了：山东夏津人，留洋日本，县知事，山东农业大学校长，青岛市秘书长，宪法起草委员……尤其让他骄傲和自豪的是，一篇名为《成绩卓著的农学家郭葆琳》的人物文章，将外高祖父推崇为一个对中国农业科学具有开创性贡献的先行者。
这一次，郭庆萍终于相信了，外孙的拼命工作，终于换来了迷失四十年的历史真相。老人双手合十，喜极而泣：“愧对祖宗啊，愧对祖宗啊。”她不敢独享这个好消息，天刚亮就一一给分散在全国各地的郭家后人打电话，请大家分享这份来之不易的真相和幸福。而雷宗兴在极度疲惫中沉沉睡去，睡得那么踏实、痛快和香甜，如同战胜后饮酒酣睡的士兵。
郭庆萍将外孙的历史发现打印出来随身携带，一有机会就拿出来大声地读一读。希望让更多人听到，“我只想让人们知道，我并不是他们当年认为的那样。”看到姥姥恢复了自信和勇气。雷宗兴感到十分开心。在完成了题为《被找回的家族记忆》的文章后，他感慨地说：“我喜欢探索，只是我没有料到历史对普通人的影响也会如此深刻。”原来，人人都可以做自己的历史探索者，这是件异常光荣和幸福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