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一生中写过不少脍炙人口的诗文，融讽刺性与趣味性于一体。尤其是他的打油诗辛辣有加，妙趣横生，且人木三分。如鲁迅先生曾写的《南京民谣》打油诗：“大家去谒陵，强盗装正经；静默十分钟，各自想拳经。”揭露国民党的内部摩擦，对他们伪装正经的行为进行辛辣的讽刺。格调幽默风趣，语言通俗如话，生动形象。
鲁迅先生还曾写过两首鲜为人知的打油诗。这两首诗在建国后出版的鲁迅诗歌欣赏册子中极少选有。
这两首诗都写于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一首是咏大学者钱玄同的。诗曰“作法不自毙，悠然过四十，何妨以肥头，抵挡辩证法。”
钱玄同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反封建文化的先锋，曾以“金心异”的笔名在《新青年》上发过不少激进文章。其中有一篇主张人超过40岁就应统统去死，从而使社会年轻化。而后来他却不能与时俱进，退化为保守主义者。作为一名北大教授，钱玄同还曾扬言，北京大学要开设辩证法课，除非砍掉他的脑袋。鲁迅先生与钱玄同曾是好朋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篇白话小说、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鲁迅在钱玄同的敦促下创作的，发表于钱玄同编辑的《新青年》杂志。后两人因人生观、社会观不同而分道扬镳。鲁迅先生用寥寥20字，便将钱玄同先偏激后保守那可笑的面孔刻画得惟妙惟肖。
鲁迅的另一首打油诗是咏资深编辑、翻译家赵景深的。诗曰“可怜织女星，化作马郎妇，乌鹊疑不来，迢迢牛奶路”。
赵景深是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文学编辑，扶植过许多文学青年，有不少作家的处女作就是在他主编的刊物发表的。他还翻译过一些外国文学作品，但由于对外文不是十分精通，所以他的译作中时有错误出现。一次．他将MILKEYWAY(银河)误作“牛奶路”。又一次他将ZENTAUR(半人半马怪)译作“半人半牛怪”。鲁迅先生对赵景深译作中的这两处错误，写了以上这首打抽诗．善意地嘲讽、批评了这位翻译家治学上的不严谨态度。
鲁迅曾留下了大量的书信，现存有1455封。这些书信不仅记述了鲁迅的友情、亲情传达，文债往还等，聚焦世事、人情、学问，不仅洞悉，而且常常不迸现出思想的火花，总是让人眼前一亮。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上海实危地，杀机甚多，商业之种类又甚多，人头也是货色之一。”他这样揭露一些丑人：“连寻人广告，也有自己去登借此扬名的。”他厌恶那些“才子”，“扭扭捏捏没有人气，不像人样，虽然改穿西装了，内容也并不两样。”鲁迅热爱关怀青年，是柔石一类的青年，但他也鞭挞另外的一种青年：“近十年中，有些青年，不乐科学，便学文学，不会作文，便学美术，而又不肯练画，则留长发……”
读这些书信，可使我们认识了一个更为真实全面的鲁迅，一个“圆整”而非“平板”的鲜活的伟人。
有趣的是，鲁迅在信尾所用的问候语常常十分俏皮，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写信，自然少不了在信尾写上问候语的。鲁迅早期的信多用文言文，结尾常用“此颂曼福”、“即颂时馁”等句。后来，鲁迅用白话文写信，如收信人从事著译工作，信尾写的是“即颂著祺”、“即请撰安”等句。是教师，用“并请教安”；是学生，用“即颂学安”。如是夫妇，便“即请俪安”。如是离家在外者，用“即请旅安”。写给母亲的信，要“恭请金安”。如果在春节时写信，会“即颂年禧”；若是春夏季节写信，就用“并颂春祺”、“顺请暑安”。此外，鲁迅还根据不同的信，在信尾写“日安”、“时安”、“刻安”等问候语。
学生反对校长杨荫榆封建家长式的统治和许广平讨论，信尾用的是“顺颂嚷祉”的问候语，祝福她在吵嚷中得到幸福快乐。
1935年7月，作家叶紫给鲁迅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已经饿了”，“借我十元或十五元钱，以便救急”。7月30日，鲁迅给叶紫写了一封回信，给了他一些钱，信尾问候语是“即颂饿安！”如此之出人意料之问候，实在是俏皮得很，凸显出了一个很可爱的鲁迅形象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