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洛矛盾”从暗的分歧发展到明的冲突，是在广昌战役开始之前和失败之后。
广昌战役失败博洛发生冲突
广昌是中央苏区的北大门，坐落在盱江左岸。1934年3月，敌人集中11个师兵力向广昌作堡垒推进。博古、李德决定全力保卫广昌，与敌人“决战”。张闻天和毛泽东都坚决反对组织广昌战役。对张、毛的意见，李德、博古根本不听。他们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的兵力，并亲赴前线直接指挥，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和“短促突击”战术，企图“御敌于国门之外”。
博古不但不接受批评，反过来给张闻天乱扣右倾的帽子，说张闻天这种指责是普列汉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那样的机会主义思想。张闻天一向温和沉静，面对博古这种蛮横态度，也无法按捺内心的气愤，当即予以批驳，据理力争。张闻天越讲越激动：博古同志说我是普列汉诺夫，是机会主义，这是污蔑！我坚持，广昌战争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张闻天在发言中还批评博古过于重用李德，说：我们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
博古找张闻天交谈给“提示”
博、洛两人在会上争得面红耳赤，相持不下，会也没法开下去了，结果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事实上，军委的大多数同志都是赞成张闻天的意见的。只是在那样的场合，不便发表而已。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在广昌战斗后就曾当面斥责李德“是图上作业的战术家”，说他们把好不容易创造的根据地断送掉，是“崽卖爷田心不痛！”
事后，或许是博古意识到这样对待张闻天不好，或许是李德对博古有所批评，博古曾找张闻天交谈，似乎是传达李德的意见，说：“这里的事情还是依靠从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意思是博洛不应该闹摩擦。张闻天无意于将莫斯科回来的同志抱成一团，因此对这种提示没有理睬。更重要的是，博古他们丝毫没有从广昌战役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军事行动上仍然坚持“短促突击”“分兵把口”等战术，在敌军新的进攻面前，又兵分六路，实行全线防御，完全处在被动挨打的境地。博洛之间的分歧当然无从缩小以至弥合，更何况博古他们还在组织上排挤张闻天呢！
张闻天同毛泽东逐步接近
在“博洛矛盾”逐步加深，博古同张闻天的关系逐渐疏远以至发生冲突的同时，“毛洛”，即毛泽东同张闻天之间，却逐步接近以至互相信任和合作。
张闻天同毛泽东会面、相识，是在1933年初进入中央苏区之后。开始，张闻天对毛泽东的思想与才干并不真正了解，关系平常。不久，张闻天分工管理政府工作，同毛泽东接触的机会多起来。这时，张闻天同毛泽东在一些重要问题上观点一致，例如，在执行“共同抗日三条件”宣言、同十九路军签订协定和支持等策略上，他们就都是同博古等人有重大分歧的。
人事变动成为历史契机
张闻天同毛泽东接近并开始合作的历史契机，是中共六届五中全会及其后的人事变动。
1934年1月中旬在瑞金召开的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使“左”倾路线的错误发展到了顶点。经过这次全会，张闻天在党内的职位没有什么变化，但实际担负的工作有了较大的变动。在六届五中全会上，张闻天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中央党报委员会主任。六届五中全会之后，接着举行了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张闻天取代毛泽东，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只当选连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单从表面上看，似乎张闻天得到了一定的重用。然而，身处党内高层矛盾漩涡中的张闻天，却已经比以前“更明显的感觉”到，这是一种极为巧妙的“排挤”。他在延安整风中回顾这段历史时写道：“由于这些矛盾的发展，博古开始排挤我。五中全会后，我被派往中央政府工作，就是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的具体步骤。”“派我担任人民委员会工作，对于李德、博古同志说来，是‘一箭双雕’的妙计。一方面可以把我从中央排挤出去，另方面又可以把毛泽东同志从中央政府排挤出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