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旬老母病情突然危重，我立即从北京返回上海。几个早已安排的课程，也只能请假。对方说：“这门课，很难调，请尽量给我们一个机会。”我回答：“也请你们给我一个机会，我只有一个母亲。我这门课，没法调。”
妈妈已经失去意识。我俯下头去叫她，她的眉毛轻轻一抖，没有其他反应。按照电视剧的模式，她的眼角会流出一滴热泪，但没有。妻子说，如果真有眼泪，证明妈妈还很清醒，而这种清醒就是痛苦。作为子女，千万不要对老人做最后的情感索取。
我终于打听到了妈妈的最后话语。保姆问她想吃什么，她回答：“红烧虾。”医生再问，她回答：“桔红糕。”她突然觉得不好意思，就咧嘴大笑。笑完，彻底屏闭。桔红糕是家乡的一种米粉粒子，妈妈儿时吃过。
妈妈的脸，已经不会再有表情。听舅舅说，早年在上海，她也算是大美女。与爸爸结婚后，难以在抗战时期的上海安家，妈妈就到她陌生的余家乡下居住。但这一对年轻夫妻少想了一个关键问题：家乡没有学校，孩子出生后，怎么完成最基础的教育？这孩子，就是我。
妈妈的头发在今天的病床上还只是花白。在我牙牙学语的那些年，她那头乌黑的短发，是家乡全部文化的“中心网站”。办识字班、记账、读信、写信，包括后来全村的会计，都由她包办，没有别人可以替代。她的这头头发，清扫了家乡上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文盲荒原。
妈妈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带着她幼小的儿子。等到家乡终于在一个破旧的尼姑庵里开办小学，她的幼小儿子一进去，就被发现已经识了很多字，包括数字。几个教师很快找到原因了，因为小孩背着的草帽上，写着四个漂亮的毛笔字“秋雨上学”，是标准行楷。
至今记得，年轻的妈妈坐在床沿上，告诉我什么是文言文和白话文。她不喜欢现代文言文，说那是在好好的头发上扣了一个老式瓜皮帽。妈妈在文化上实在太孤独，所以把自己幼小的儿子看大了，当作了谈心者。到我七岁那年，她又把扫盲、记账、读信、写信这些事，全都交给了我。
妈妈把这些重任交给我的时候，给了我一个“代价”：今后我的家庭作业全部由她做。但由于我的同学家都点不起油灯，学校早已取消家庭作业，于是妈妈转而为我做暑假作业和寒假作业。我小学毕业后到上海考中学，爸爸听说我从来没做过家庭作业，吓了一大跳。
我到上海考中学，妈妈心情有点紧张，她害怕独自在乡下的“育儿试验”失败而对不起爸爸。但我很快让他们宽心了。我获得上海市作文比赛第一名，是因为已经替乡亲写了几百封信；数学竞赛获大奖，是因为已经为乡亲记了太多的账。
蔡医生询问我妻子，妈妈一旦出现结束生命的信号，要不要切开气管来抢救，包括电击？妻子问：“抢救后能恢复意识吗？”医生说：“那不可能了，只能延续一两个星期生命。”妻子说，要与我讨论，但她已有结论：让妈妈走得体面和干净。
我的意见就是妈妈的意见，这时身上的遗传在发言。妈妈太要求体面了，即便在最艰难的那些日子，服装永远干净，表情永远典雅，语言永远平和。到晚年，她走出来还是个漂亮老太。为了体面，她宁可少活多少年，哪里在乎一两个星期？
大弟弟松雨守在妈妈病床边的时间比我长。在我童年的记忆中，他完全是在妈妈的手臂上死而复生的。那时的农村几乎没有医疗，年轻的妈妈抱着奄奄一息的婴儿，一遍遍在路边哭泣、求人。终于，遇到了一个好人，又遇到了一个好人……
我和大弟弟同时得了天花，村里的“仙姑”已判定必死。妈妈早已心灰意冷，手足无措。祖母听说荸荠能凉火，但季节不对，只能迈着小脚去敲一家家农舍的门，一直敲到六里路之外的那一家才买到几个风干的……活下来，太偶然了。
我们都无数次命悬一线。因此，我必须再一次肃立，为妈妈已经无感的躯体深表敬意。由于一直只在乎生命的底线，妈妈对后来各种人为的人生灾难都不屑一顾。这使我每次遇到那些哀怨连连或戾气冲天的人群，总会在心里说：你们其实活得太容易了。
病床上妈妈的躯体已经缩得比从前小，但我心里明白，我一生最大的勇敢，都来自她。我六岁那年的一个夜晚，她去表外公家回来得晚，我瞒着祖母翻过两座山岭去接她。她在山路上见到我时，不责怪，不惊讶，只是用温热的手牵着我，再翻那两座山岭回家。
从小就知道生命离不开灾难，因此从未害怕灾难。我后来因贴地历险四万公里被国际媒体评为“当今世界最勇敢的人文教授”，追根溯源，就与妈妈有关。妈妈，那四万公里的每一步，都有您。而我每天趴在壕沟边写手记，总想起在乡下跟您初学写字的时刻。
妈妈，这次，您真的要走了吗？乡下有些小路，只有您我两人走过，您不在了，小路也湮灭了。童年有些故事，只有您我两人记得，您不在了，童年也破碎了。我的一笔一画，都是您亲手所教，您不在了，我的文字也就断流了。妈妈，您知道吗，您有多重要！
妈妈，从二十岁开始，我每次要做出重大选择，首先总会在心中估量，万一出事，会不会给您带来伤害。您平日的表情举止，都让我迈出了像样的步伐。如果您不在，我可以不估量了，但是，一切行动也就失去了血脉，失去了力量。
我在普陀山普济寺门口供养了一棵大树，它一定会庇荫这位善良而非凡的老人休息，即便远行，也宁谧而安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