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小的时候，我就成了妈妈的帮手。妈妈在里弄生产组绣毛衣，一度集中在弄堂里某间昏暗的客堂或通厢房，几十个阿姨叽叽喳喳地围着长桌劳作，气氛比小菜场还热闹。这里是比街道工厂还松散的生产单位，也是流言蜚语的温床，差不多每天都会发生勾心斗角的故事，但风浪很快过去，彼此又抱团取暖。
后来采取包分单干的形式，每个人可以将活带回家做，隔两三天交，验收合格后记工，每月结账。妈妈当然乐意，可以兼顾家务，更可以发动全家一起做。我姐姐心灵手巧，成了主力军，四个哥哥中的二哥三哥，一个高中，一个初中，也加入了绣花的队伍。
文质彬彬的小伙子啊，怎么去绣花呢！何况我这两个哥哥绝对是读书的料，为此还戴上了度数很深的眼镜。但是没办法，绣花的收入是很低的，起早贪黑地绣，到月底也就是二三十元的进账。两个哥哥放了学，书包一扔就坐到台子上。我刚读小学一年级，功课少，作业在课堂里就做完了，回家后就要帮妈妈穿线。
妈妈这个活就是在毛衣上绣花，线是两股或六股开司米，绣包花或十字花。为了节省时间，穿线的这道工序就交给我了。我是不情愿的，但是我也懂得，家里穷，不能吃闲饭。
班主任来家访，先检查我的作业，唔，蛮好。又看到我在帮妈妈穿线，也蛮好。这个时候的老师通情达理，有烟火气，她们大多数也是由家庭妇女转型的。
为了帮妈妈绣花，二哥耽误了复习，没考取大学，其实他成绩是很不错的，文科尤佳。三哥会画画，以高分考取了美专，但他最终选择了免学费又有津贴的轻工业学校美术专业。但即便如此，家里还是入不敷出。
天冷了，妈妈用绣花剩余的开司米给我结了一件毛衣。因为开司米是一根根接起来，长的五六尺，短的不及一尺，线头至少有两三百只。好在妈妈手巧，将线头全部藏在背面。但因为用了各种颜色，这件毛衣就特别花哨，一圈红一圈绿。我央求她在领口处用同一种颜色结，她也满足了我的要求，这样我穿上后，看起来还比较像回事。但妈妈又揪着我的耳朵关照：在外面不要将外衣脱了。我知道这是怕被外人发现这个秘密，用公家的开司米结自家的毛衣，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脚。
二哥后来去了新疆建设兵团，他的来信就成了家里的头等大事。有一次邮递员在楼下叫父亲姓名：新疆汇款单，敲图章！爸爸在厂里，妈妈去生产组交活了，姐姐在洗衣服，我赶紧从五斗橱里翻爸爸的私印，下楼取了汇款单。二哥寄钱来了，真是雪中送炭啊！
邮递员扑哧一声笑了：你身上这件毛衣真好看啊！我低头一看，脑门嗡地一声响，面孔就烫得可以烙饼。姐姐刚将我的外套脱下去洗，我居然忘记自己穿着不能示人的花毛衣！好在发现这个秘密的是邮递员，若是被邻居看到就麻烦了。
事情过去很多年了，这一幕我永远不会忘记。十多年后我写起了文章，第一笔稿费是八元，买了半斤驼色开司米，请姐姐给妈妈结一件毛背心，妈妈穿上后很高兴。
二十年前妈妈去世了，她留下一些极简单的生活用品，我挑了一件妈妈穿过的毛衣作为纪念。毛衣是黑色的，元宝花式样，又松又软，像妈妈的身体。那时候妈妈夏天还要绣花，手臂上都长满了痱子，我给妈妈打扇，给她挠痒痒，妈妈的身体我是熟悉的。二十年来，每年我要太太将妈妈的毛衣拿出来晒一晒，顺便抚摸一遍，有如接触妈妈的身体。这份感觉，比每年清明去杭州南山扫墓更真切。
妈妈的毛衣旧了，毛衣上妈妈的气息也被樟脑丸的味道覆盖了，我请太太拆了它，重新编织成一件毛衣，我穿上它，就好像每天又跟妈妈在一起了。有一天下班后，我穿着它在躺椅上看报，不知不觉睡着了。妈妈的手，抚摸着我的肚子。她说：看看，看看，你胖成什么样子啦！
我一喜，又一惊，知道这是梦，但又不想睁开眼睛，我的手紧紧地抓住毛衣的一角，妈妈离开我已经二十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