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得是谁说过：“你不能既拥有青春又拥有青春的知识。”这句话只有当我进入中年的时候才明白它多么深刻。
19岁那年，我初恋了。那时候刚恢复高考没两年，许多已经不是学生的青年走回中学校门，和我们这些应届生一起复习高考。有一天下雨，我到教室门口才回身合上手里的雨伞，就在转身的那一瞬间，我看见靠窗子那排的倒数第二个座位上有一个陌生人。我没再抬头，走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他就是袁钢，我的第一个男朋友，一个身高1。84米、挺英俊的转业军人，我们学校已经去美国探亲的语文老师的儿子。现在回想起来，我是第一眼就爱上他了，因为他长得比我们班任何一个同学都高大一圈儿。从那一眼开始，我的学习一落千丈，从班里的前5名，一直到高考落榜。
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在第二天。教室门口一个陌生的女孩问我：“袁钢在吗？”
我说：“谁是袁钢？”
“你们班新来的，孙老师的儿子。你能帮我把他叫出来吗？”那女孩很有礼貌。
“行！”我转身回教室向他走去。
我知道我的脸红了。我那时候特别爱脸红。
那天下午，上帝给了我一个机遇，让我有借口向他发出信号。
课间我到楼下上厕所。楼道很黑，刚下一个台阶，我就看到他往上走来。就在他与我擦身而过的一刹那，我脚下一滑，朝楼下摔去。
“哎！”他大叫一声，一把抓住我的衣袖。
我掉了3个扣子，但我站住了。我的右胳膊被他抓着，左手本能地迅速抓住衣襟。
“小心点！”他看着我，那一眼看得很长。我忘了我是否道了谢，反正我没上厕所，因为我必须得向同学借别针，我的衣服不能遮体了。
就在那天下午，我给他写了个字条，本能地使用了前人总结出的恋爱法则：我将离去法。
“我恨你。因为你‘救’了我。我必须转学了，因为我什么都学不进去！”
这张字条很奏效，一个小时后我接到了一封长达3页的信，流畅而清秀的连笔字。信上他告诉我应该好好读书，但在结尾却约我当天傍晚在北海公园见面。
我放学回家先换上了我认为最漂亮的衣服，但我却无法去掉天天挂在我脸蛋儿上的两疙瘩红。十八九的年龄，女孩子发育得结实丰满，两疙瘩红又热又硬。我恨我自己，我羡慕死瘦弱的皮肤苍白的同学了。
我们在北海散步聊天，谈的大概都是些无聊的事情，因为我现在什么都不记得了。但在准备回家的路上，北海公园后门的河边，他吻了我的脸。
毫不奇怪地我高考落榜了，他考上了北京大学法律系。我一直以为自己会和他结婚，因为在与他相处的那些年里，大街上走着的和我周围的男孩子都不值得我一看！
与初恋情人结婚在现代社会所占的比例极小。命里注定我们不能做夫妻。
1983年的一天，我和他父母坐在一起吃饭。我们已经相爱了5年，这5年中他大哥、姐姐和二哥相继到美国去了。我从未想过他会走，因为他从未对我说过。我们那天依旧吃着他爸爸做的一大锅土豆炖牛肉。记得他爸爸常常会在肉里面放几个鸡蛋。鸡蛋在肉锅里炖久了，味道特别丰富。我们可以一人分到一个，吃得热火朝天。在我把鸡蛋刚刚放进嘴里没咬的时候，他妈妈说：“小钢，明天用你刚办的护照去友谊商店买瓶色拉油吧。”
那时候北京最高级的商店就是友谊商店，中国人持护照才许进。街上的商店里还没有进口商品，中国还不生产色拉油。我只记得不听话的泪水扑簌簌流下来。我没说话，离开座位到别的房间去了。
那一天我才突然明白，他从来没把我们的命运看成是在一起的，他从未想和我一起走人生的道路。于是，我决定分手。我知道不能犹豫，我要他看到我多么坚强，因为我觉得我受了“骗”。那时候出国太难了，去美国就意味着泥牛入海。
我脑子里一直幻想着他将来回国时的情景。当然应该是老年，白发苍苍，衣锦还乡走在北京杂乱的胡同里，问有没有个叫“宋丹丹”的老太太，原先住在这院。当然，我应该已经是满脸皱纹，坐在路边晒着太阳。我们应该对视很久，彼此寻找着熟悉的痕迹，空气里应该飘着电影《第二次握手》的主旋律……
与我的想象完全不同。他1994年回来了，那时候我已经是一个“名演员”。有一天在中央台做节目，我遇到了我俩共同的朋友孙淳，他告诉了我袁钢的电话号码。
我们约在中国大饭店的咖啡厅见面，老远见他晃晃悠悠走过来，我知道我再也找不回初恋的感觉。我们像朋友一样聊天，谈论彼此的情况，时不时地哈哈大笑。我们心里明白，时间已经把一切都送走了。
无论你经历了多么美丽的情感，虽然你也许认为“这次太不同了！”“肯定永远不会分开了，因为我会活不下去。”……只有你到了中年，或许到了晚年，才明白时间是多么残酷的东西，它把曾让你心碎让你失眠、让你坚定不移地确信永不更改的生活变成一个个梦，似真似幻，遥远而模糊，而人永远生活在今天，今天才是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