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8月下旬，高考放榜，我收到了人民大学哲学系的录取通知书。
宴请的酒席已经摆过，转户口等手续已经办完，甚至，父亲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一些全国粮票。
不过，还未到开学时间，我自然还得帮着家里干活。
某一天，我一早便把背心搭在荷叶上，光着背，赤着脚，穿着大裤衩——彼时乡下夏日没条件讲究，大裤衩既外穿，也是内裤——在村后自家的藕地里摸藕。
摸藕有技术，什么样的叶子下面才长藕，一般人是不知道的，但于我而言，一看就知该从何入手。不过，摸藕最大的问题是，时间长了，手指生疼，而且污泥浸染指甲后，指甲颜色会黑很久，怎么打肥皂抹洗衣粉，都洗不掉，多少天后才能恢复本色。
所以，种藕是很苦的活儿，即便是在乡下，许多人也不愿意种。
我正弯着腰躲在大荷叶下费力地摸藕时，听闻田边有人叫唤。
直起腰，抬头一看，是我堂婶喊我，堂婶边上站着跟我同班的俩同学，陈同学和蒋同学。
陈蒋二位同学当年高考考的都是外语类，他俩分别被北京外国语学院和广州外国语学院录取了，陈的高考分数比我还高，那几日还在中学做口语强化训练。
我见到他们，自然高兴，顺手抹掉手上的污泥，跨上田埂，问他们怎么有空跑我家来了。
他们说，是学校蒋校长让他们来我家，请我去学校给1986届文科班的师弟师妹们“传经送宝”，讲讲学习和高考经验的。
蒋校长彼时是前黄中学副校长，我上初一时他便是副校长。
我说，我哪有什么经验啊，除了下苦功，也就瞎猫碰到个死老鼠而已。
但俩哥们儿不依不饶，不停催促我。
我在河边洗脚洗手时，还在不停地推脱。
待我洗干净手脚，同学便不由分说，把背心给我套上，推着我回到村里，跟我祖父母说了句，我们走啦，便把我摁上陈同学的自行车后座，径自往学校而去。他们全然不顾我还光着脚板穿的是大裤衩！
无奈之下，我光着脚跟着他们走进了校园——彼时乡下光脚不稀罕，不过，光脚进校园的还是比较少见的，像我这样拿到了人民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人光脚进学校，还穿一大裤衩，更是罕见。
不过，我的师长倒不会因为我这身打扮批评我，师长们大多是本乡本土的，早已见多不怪了。蒋校长批评我的是另一个问题，他说，刚考上大学，让你来给下一届学弟学妹们讲讲学习经验，你就摆架子，推三阻四的，这么快就忘本了？
我赶紧报告说，忘本是万万不敢的，考上大学，除了下死功夫，全是碰运气，也没什么可讲的，不敢来讲，怕误人子弟。
我这话绝对不是推脱，而是由衷之言。
像我这般脑袋不灵光的家伙，除了不怕苦，知道笨鸟先飞，肯下功夫，也实在没啥了。多年后我同班的顾同学——他如今也是武进名师，跟我聊起，说当年我奶奶跟他父母说我高中时复习之苦，蚊子太多，把双脚放在瓮头里以防蚊子，摇着扇子读书。这也算是一个我苦读的侧面例证了。其实这也夸张了。我当时听闻后，哈哈一笑，跟顾同学说，古有凿壁偷光囊萤夜读之美谈，今有朱学东双脚入瓮防蚊苦读之传奇了。自然，这是玩笑。不过，我们当年读书还真是下了苦功夫的。
蒋校长不管我如何辩白，反正来了，就得进教室去讲，陈同学他们都已传过经送过宝了。
我硬着头皮进了教室，就我这一身打扮，全无神圣庄严气象，一点不像刚中举的人，学弟学妹们中有一些人跟我也相熟，看我这副行头，忍俊不禁。
我站在讲台上，满是慌张。面对人多的场合，我向来怯阵，如今仍是。但箭在弦上，只得磕磕巴巴地跟师弟师妹们讲述了自己的努力，以及学习的方法，尤其是历史——我可是当年江苏省单科最高分。
好不容易讲完，已是满头大汗。
中午蒋校长在食堂请我们几个同学吃饭。一位同学边吃边跟我说，朱学东，你肩膀和背上的泥巴还没洗掉呢！
2009年，前黄中学70周年校庆，我给已经退休了的蒋校长敬酒，蒋校长笑着跟满桌我的师长回忆当年我去给学弟学妹们介绍经验的那件事，蒋校长仍然开玩笑批评我“摆架子”。
2013年夏天，高考正酣时，我在北京组了一个酒局，十来个人，大多是我中学同班同届或前后届的校友。陈同学也在座。
聊及正在进行的高考，回忆当年我们高考时的故事，大家各有感慨。一位低我一届的师弟——也是我人民大学的师弟，如今在国家某重要岗位任职——端起酒杯对着我，跟大家说，我要好好敬朱学东一杯，当年他光着脚、穿着大裤衩、身上沾着泥巴给我们讲如何复习如何参加高考，讲的内容是不是给了我帮助，我记不得了，不过，就他那形象，已经大大鼓励了我们班的同学，大家都说，像朱学东那样满身都是泥巴的土包子都能考上人民大学，我们加把劲，也行了！我就是被朱学东激励，最后意外考上中国人民大学的！
哈哈，原来如此。这不就是一出土包子的励志故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