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德纲说我有3大爱好：抽烟、喝酒、烫头。其实我最大的爱好是玩儿——养动物、亲近大自然，老北京式的各种玩儿。我觉得这人只要一钻到玩儿里边，不管是以什么样的形式，只要保持一种玩儿的心态，人就会单纯很多。
在相声段子里，我总是带着股逆来顺受的劲头；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没有什么非要如此不可的事，用小富即安形容自己都过，我那叫随遇而安。自己的性格中有非常平和的一面，这帮我度过了人生中许多不如意的阶段，而这其中“玩儿”的心态，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一个孩子从小爱玩儿，往好了说这叫活泼好动，兴趣广泛。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看，也经常会让家长心里着急，是不务正业吧？我从小就让家长着急，小学二年级就又养鸟又养鸽子的，对玩儿感兴趣，对学业却不太重视。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人们沾玩儿不像现在的人这么开通，看我喜欢玩儿，就说你玩物丧志。那时候谁提个鸟笼子、玩玩鸽子，基本上就跟社会闲散人员挂上钩了，家长肯定着急，但是我是真有兴趣。
回忆童年，我最喜欢的画面就是大杂院。曾经我家一度搬到楼房，我就跟爹妈说：“你们搬走，给我留一间屋子就行，我就在这大院里生活。”我们院子里有很多家，都跟亲人似的，偶尔也吵吵闹闹，但都是些小事。夏天的傍晚，各家各户都把桌子搬到院里的凉亭下或者葡萄架底下，每家拿手菜挨个儿传一下，尝尝彼此的手艺。吃完饭、沏上茶、冲个澡，把席子往胡同里边一铺，大人们坐那儿聊天，孩子们满胡同疯跑，最后躺在凉席上睡了，大人们在旁边给扇着呀，那种感觉特别温馨。
那个时候，我可以自由地疯玩儿了，变着法儿地玩儿。所有玩儿的玩具都是自己做的，这才叫开发智力。我钓鱼的一套渔具，训鸟的八卦旗、绣球、箱子、水桶也都是自己做的。那个水桶很小，竹子的，我一点点拿锯锯、拿小刀雕。
我从小就学相声，正好那段时间相声不景气。改革开放，所有的艺术形式都进来了，流行歌曲、霹雳舞、电影，国人敞开了大脑接受外国文艺大潮的侵袭。那时候，人们觉得相声的表演形式过时了，再加上相声演员有很多弊病，走的都是弘扬、表扬的路线，而讽刺功能被埋没，导致相声就不行了。而我又是一个满足于现状的人，在那段时间里还对这个行业留着一个念想。
到了1994年，什么演出也没有了。我一想，老玩儿也不行啊，就去电影学院进修了一个影视导演的文凭，开始有了转行的想法。但是我太爱相声了，觉得好玩儿，有兴趣。我曾经和一起学相声的同学在家里弄点饭、弄点菜一吃，然后支上吃饭的小方桌，他女朋友给我们拿着摄像机，我们俩在那儿有捧哏有逗哏地说起来。那也是玩儿，没想着以相声混温饱，或者达到一个什么高度，我就是玩儿。
玩儿时没有什么烦恼，只有玩儿不下去的时候才有烦恼。比如后来我有了自己的马场，那个建设过程还是比较痛苦的。我的思想要转型，从自己随意玩儿转到经营一个公司——为了玩儿我必须要办一个公司，要和税务、动物防疫免疫部门、动监局各个方面打交道，然后服从他们一系列的要求。
每次去马场的头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想着我明天一定要拉着那个马跑一跑，给那个狗洗洗澡、打理打理。到马场后，我刚换上一身干活儿的衣服，打井的工人来了，说您看看这个井打在什么地方，水管子怎么跑，一说一个小时。等工人弄明白了，防疫站来人了，让给所有的动物做防疫。我说做过了，专门从动物园拿的防疫针。他说这不行，他把防疫针都给我拿来了，我就得做，不做人家有记录。这儿弄好了，电管站的人又来了，这月电费该交了……全是这些烦琐事，到最后我只能用眼看看喜欢的动物，玩儿不上了，天黑了该回家了。
为什么非要把它做成一个公司模式呢？因为养的东西多，没有一个公司模式，人家这块儿地以什么名义让你养东西？我那儿有60亩地，现在大概有50匹马，鸡鸭鹅牛羊猪都有，还有猴、狐狸、孔雀各种鸟和鱼，我要是不成立个什么组织的话，到时候人家防疫站说我养这么多东西，万一给人带来灾难，有什么传染病之类的，怎么进行控制啊？
现实生活中，很多人过得并不轻松，压力很大，都快抑郁了。我的工作也不比谁少，干的活儿也不比谁轻省，我怎么就没有那么大压力呢？我觉得心态还是主要的。
我想告诉大家的就是，用玩儿的心态来面对所有事物，没有压力，不管成败，您要享受这个过程，要把什么东西都看得好玩儿，看得美，这样它才能给您带来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