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因为徐悲鸿和张道藩太大的知名度，她不期然地成为民国两桩最醒目情事的女主角，但所有人都忽略了她也是民国时期一名职业女性——当过大学教师的一代才女……
她遇到徐悲鸿时，叫蒋棠珍，已是苏州望族查家的准儿媳，可她当时偏偏18岁。18岁的女孩子，正是需要崇拜、爱慕某个人的时候，蒋棠珍也不例外，未婚夫没有在她面前树立起伟岸的身影，而另一个男子，却具备了这种风范。
人生的十字路口，总会有一个重要的人，影响着你的一生。这个人，是我们道路上的杠杆，他或许只是无意做过，却扭转了我们人生的轨迹。徐悲鸿就是蒋棠珍生命中的那个人，自从遇到他，她的人生就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文静娴淑的女子到能在一个深夜和徐悲鸿逃跑到日本的大胆女性。
两人来到日本后蜗居在一家旅馆里，他不但给了她新的贫穷漂泊的生活，也给了她一个新的名字——碧薇。在日本的日子过得很清贫，但有爱情的滋润，两人也乐在其中。徐悲鸿到了日本，如醉如痴地喜欢上了日本的仿制原画，见到喜欢的，就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而他们身上，仅仅带着2000元，尽管蒋碧薇不买衣服，不买鞋子，心甘情愿和丈夫受苦，可还是不到半年，钱都花光了。
当时的徐悲鸿，虽有几分才气，可是美术造诣和名气都还远远不够，画的画根本没人看。没有经济来源，只有回老家筹钱。当初出来的时候，蒋碧薇就没有想到还能回去，现在丈夫穷困潦倒，她不得不回去求父母。两位老人心疼女儿，也就接纳了徐悲鸿。
不久，在康有为的帮助下，他们重新远航，到法国继续深造。她想，只要有了学费，自己可以做女工补贴家用。一个大户小姐，沦落到做女工的地步，也是难为了她。
1919年3月，徐悲鸿和蒋碧薇顺利到达巴黎。徐悲鸿进了法国最高国立艺术学校，蒋碧薇进了法语学校，先练习法语。但当时人生地不熟，语言也无法交流，一时很难融入当地的生活。那段时间，是两人生活最为清苦的时期，但也是两人感情最为融洽的时期。
她身材窈窕，气质修养俱佳，21岁的女人最爱打扮，可是，蒋碧薇却没有条件打扮自己，为了看上的一件风衣，她路过那家商场无数次，可最终舍不得买，而是悄悄地把饭钱省下来，给他买了一块怀表。甚至有段时间两人几乎断了粮，他抱着她，没有吃饭，互相用体温为对方取暖。她陪着他在巴黎度过了9年最艰苦的日子，挺过了生命里的严冬。
大凡艺术家，都有一颗敏感的、活跃的心灵。而这颗活跃的，时时处在骚动状态下的心，正是艺术创作不可缺的源泉。在法国留学期间，徐悲鸿没有钱请模特，蒋碧薇就是他的模特。回了国，徐悲鸿对蒋碧薇已经缺乏了恋爱时的感觉，此时，他需要一把火焰，重新燃起自己艺术的火种。这颗火种就是中央大学的旁听生孙多慈。
知道此事后的蒋碧薇痛苦不堪，她一面安慰自己，徐悲鸿不是那样的男人，一面又觉得徐悲鸿肯定是嫌自己老了，她在这种矛盾的爱情里挣扎。直到那天走进徐悲鸿在中央艺术系的画室，当看到那幅《台城月夜》，凭着女性特有的直觉，她感到，家庭的大厦倒塌了。
她对徐悲鸿的爱，是爱，更是迷恋，不顾一切地投入自己的感情，殊不知这样的投入本身就有不被全心呵护的危险存在。她的爱又那么专制，她的性格令她的爱无法妥协于任何形式的不专一，于是她嫉妒、讽刺、控诉，而这些无休止的征服手段只能以感情的决裂为终止。他们为彼此造了一座地狱，尽管他们彼此相爱。因为相爱，所以错不在他们本身，不在他们的行为，也不在他们易变的情绪，错在他们之间的不可调和性。
虽然最后在孙多慈父母的干涉下，两人分手，她好像是胜利者，可是争取到最后，她忽然发现：她错了。经历了这场婚姻保卫战，她觉得自己不爱徐悲鸿了，自己原来并不了解这个男人。这男人，也从来没有珍惜过自己，与其硬在一起痛苦，还不如愉快分开。
蒋碧薇是一个心气极高、也很美丽的女人，假如不嫁给徐悲鸿的话，围在她身边的男人是不会少的，张道藩就是一例。
1924年的张道藩，和徐悲鸿一样，也是一位学习绘画的穷学生。徐悲鸿当时在画界已经小有名气，张道藩慕名前来拜访。从那一天起，丘比特之箭就射中了张道藩的心脏。
1926年2月，张道藩终于鼓起勇气，给蒋碧薇写了一封情意绵绵的长信，面对张道藩的表白，她采用了“冷处理”的方式。表白未果后，张道藩和法国姑娘素珊结了婚。
决心做一个妻子的理想破灭了，在茫茫的人海中她总该抓住一点什么，这时，一双援助的手向她伸来，这就是张道藩温暖的手。
他们的感情始于抗战的烽火。是他把他们孤儿寡母送上了逃难的船，又是他一次次去看望她，安抚她受到惊吓的心，给她温柔、体贴的关爱，给她物质的帮助和精神的鼓励。他给她介绍工作，让她挑起了生活的重担，独立地支撑着一个家。
抗战8年是他们热恋的8年，像所有热恋中的恋人一样，他们体验了所有的快乐、等待、痛苦、折磨，写下15万字的情书。所以，1940年，徐悲鸿从新加坡回国，面对未来：选择爱，选择一个天才的画家；还是选择被爱，选择做张道藩的情妇？在这艰难的选择中，她选择了情妇角色，因为她想要被爱的幸福。
与张道藩分手6年后，蒋碧微完成50余万字的回忆录，分为上下篇，上篇为《我与悲鸿》，下篇为《我与道藩》，在皇冠杂志连载，轰动一时。两岸隔绝，她暮年独居近20年，孤独离世。
她去世时，书房里挂着张道藩为她作的肖像：她面容憔悴、神色惨淡，头发上还插着白花；卧室里则挂着徐悲鸿为她作的肖像《琴课》：脸部微斜、脉脉含情，专注地拉着提琴。两幅画中最相似的是眼睛：明亮深情。因为作为一个女人，无论爱与被爱，她都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