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看到了我，脸上立即露出惊诧进而尴尬的表情。她迅速停止了咀嚼，转身急匆匆离开了巷子。
每到年末，女人们就都要忙碌起来了。
在赣中地区乡间，再穷的人家，都要准备几件像样的年货待客。比如三两斤炒瓜子，自家种的卖给贩子后余留下来的花生，还有就是爆米花。
而作为我们村最穷人家的主妇，母亲的忙碌里，就会多几分恓惶。因为只有她知道，一到年关，招待客人要钱，去长辈亲友家拜年要钱，年后我们兄弟姐妹读书要钱。可因为进账少，她的口袋，差不多已经空了。
她只有早早地就催着父亲带着我去走村串巷打爆米花。
二姑父买了一套爆米花的行头。可他后来患了痨病，近不得烟火，就打不得爆米花。母亲就催着父亲，学了这门手艺，借了二姑父家的这套行头去打爆米花。
这是一种十分艰苦的活计。我和父亲每天就像钉在了兩条矮凳上。父亲负责摇机器，拉风箱，待加热到了一定温度，让机器炸响。机器里的大米就变成了松脆的体积暴涨的爆米花。我负责把柴，配合父亲“爆破”作业，死死捏紧装爆米花的麻袋，以免气流冲溢让爆米花散落。然后，我解开口袋，将爆米花装给主人。如此周而复始。每天都要到半夜才睡。
那时候每一爆加工费是一角。十多天时间下来，可以挣个一百多元钱。年关和我们的学费，就全都指望着这件事。
要到大年二十九，我们才会回到家里，父亲先把那些带着黑色锅灰的毛票交给母亲；然后在自己家的厅堂，摆开架势，打自己家的爆米花。
很明显，父亲摇着机器拉着风箱的节奏变慢了。我把柴也是。经过了十多天的熬夜打爆米花，我和父亲都太累了。
而在我和父亲出门的这些天，母亲早已把家里的一切都安顿妥当，包括其他年货的准备，孩子的新衣……
晚上，母亲会把糖倒入有水的锅中。她在灶前把柴火，待糖水煮沸，父亲会先将爆米花倒入爆炒，到一定火候；再铲出通过人工压实；最后用刀切成薄片，爆米花年货就做成了。
那一夜，家里就都是糖分的味道：穷人的家庭里少有的幸福的味道。
年终于到来了。对于家庭主妇来说，也就是最忙碌的时候到了。
母亲穿着浆洗得干净的旧衣服，在家中进进出出，微笑着为前来拜年的亲友续茶水。看着客人面前茶盘里年货空了，就返回屋内补上些许——量肯定是经过精密计算的，不能太多，不然后面来客就不够了，撑不到春节过完，但也不能太少，不然就不体面。
那爆米花片是茶盘里最显豁的茶点。它的成本不高，少量的大米和糖，但因为经过爆米花机的加工，体积增大了好多倍，适合表达新年里虚妄的富足感。
印象里母亲从来没有穿过新衣服。即使过年也是。也许她穿过，那该是新婚的时候，可惜我没能见到。
母亲好像也从没吃过她精心准备的那些吃食。她很少上桌，总是坐在灶膛前，吃每一顿剩下来的东西。平日里，她给我们的印象是节俭到抠门的。她对自己，几乎到了残忍的程度，即使过年也是。成年累月，我们早已接受了这样的母亲，认为母亲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可有一天，我发现母亲在无人的角落吃着爆米花。
离大年初一过去已经有几天了。亲友们都已散去。大人们开始闲了下来。
我还沉浸在寒假与春节给我带来的美好和自由之中。离开了打爆米花的那张小矮凳的束缚，我就像一个野孩子，到处找着寻欢作乐。我忘了我是去找谁还是为了躲避谁的追赶，急匆匆地走在某个离家几栋屋的一个巷子里。无意间我看到了母亲，正在往嘴巴里送着爆米花。
她轻轻地咬着，咀嚼着。她脸上的表情，似乎是非常享受爆米花片带给她的愉悦感。以至于她显得有点陶醉，有点贪婪。
她吃得很细致。好像一小片爆米花片，有着她细嚼慢咽的计划。她手里有个袋子，里面还有着三两片。
妈妈怎么会在这里？她是不是专门要躲在我们不容易出现的地方，来享受她其实非常心仪的食物？
她为什么不在家里，当着我们的面吃着爆米花？有什么清规戒律，阻止了她这么做？
母亲看到了我，脸上立即露出惊诧进而尴尬的表情。她迅速停止了咀嚼，转身急匆匆离开了巷子。
母亲只比我大25岁。我那时候才十一二岁。现在想起来，母亲那时候还很年轻，不到四十。
可母亲在我心里从来没有年轻过。从我记事以来，她就是一个很心酸的老妇模样，即使新年也不能让她看起来年轻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