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吃饭团。柴火灶烧的饭，余下些许锅巴和剩饭，贴着大锅底压紧，盖上锅盖，回灶口就着余炭丢一小把稻草，竹风筒一吹，火就起了，一小会，火熄了。被这火一催，锅底余炭就彻底燃成灰，锅巴就脆了，米饭就干硬了。舀一勺咸菜洒入饭里，就着锅子的余温，随意翻铲拌匀，徒手捏成团。妈妈再用干净的手帕把饭团包好，放我口袋里，带着去上学。
那时一周七天，上五天半课，然后半天劳动课，上山砍柴。柴火是给学校的，每个人的份是30斤为底。砍完背回去磅秤，每次有人在专门的本子上记下，某某同学多少斤。倘若有谁砍得特别多，远远高于其他人，磅秤的那个人会把数字喊得特别响亮，然后在很多人的“嚯”声中，那个砍了特别多的同学会挺着胸脯站在磅秤边接受大伙的注目礼。当然砍得特别少的也有——嬉笑和嘘声。我一向是后者。但那时，在所有的人都在操场上排队等过秤的时候，我总拿着饭团吃，在食物面前，我愚昧地认为，有得吃的骄傲感超过“连柴火也不会砍的人有什么用”的羞耻。
饭团屏蔽掉一切丢脸。况且次次砍的柴都远远不够分量渐渐让我习以为常，后来就自暴自弃做一个坚决不上进的人，放弃努力去砍更多柴。看到太阳落山砍根藤条随便一扎不以为然地跟大家回去了。在操场上排队照旧摸出饭团毫不丢人状一点点吃掉，舍不得掉一个米粒，咸菜是那么香，我连粘在手帕上的都吃得一干二净。
乡下孩子皮实，摔一跤，割道口，破个皮，皆小事。我拖着柴火下山的时候，被绊住，一个筋斗就摔了下去。明白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滚落在刺蓬里。其它地方都还好，唯两只手想抓个依靠，扎了好多刺。爬出来后，我意识到柴火都没了，上衣也破了，手疼得要死，回家肯定要被我妈打了，心里很害怕，一个人拖拖拉拉走在路上，不打算去学校也没想回家。
一边走一边难过，突然想起兜里有个饭团，赶忙掏出来，手疼，拿不牢，饭团就掉下去了，滚落到河里了去。我站在那放声大哭，声嘶力竭。直到有辆拖拉机停我边上，走下来个大人问我：“怎么啦？”我摊着两只手，继续闭上眼睛哭。他拉起我的手看看，蹲下来开始给我拔刺。我越哭越小声，抽着鼻涕。
他问我：“摔倒了？”我点点头，用另一个手的袖子擦了擦眼泪和鼻涕。他说：“跟你玩的人呢？”我说：“劳动课。”他看看我：“你几岁了？”我想了下：“8岁了。”他给我拔完后，我举着手看了看，还有刺。他说那些太小了，得找针挑，让我赶快回家。
我站在那，看他上拖拉机，开始“突突突”。“你知道去下村路上的锯木厂么？”他问我。我点点头。他说：“以后劳动课别去砍柴了，去锯木厂找黄大嘴。”他开着拖拉机走了，我回学校拿了书包回家。
下一次砍柴的时候我就没去山上，去了锯木厂。绕着围墙走了好几圈，里面有好几个人，确认那个在搬木材的就是他，我进去了。他看见我，停下来，走到墙边，指着一小捆木头说：“这里有30多斤，你拿去交给老师。”
我整个脸都涨红了。不好意思拿。他说：“是不用的树根劈的，你拿去可以用。以后每礼拜都来拿，我人不在的时候，也放这里，你拿走就好。其他人都知道的。”
我仍旧红着脸站在那。他也没再说话，继续干着活。大概过了很久，我想起来，把饭团掏出来，递给他。他笑了一下：“你自己吃啦。”
我手收回来，继续在那站了很久。然后，拖着那捆木头回学校了。后来，我每周都没再去砍柴，都去锯木厂拿柴火，在那里陪他干活。他很少跟我说话，只是偶尔问我读书还好吗，学校里怎么样。我是个太沉默的人，我想问黄大嘴是不是就是他，但始终没问过。
过了大半年。我跟他讲，我不再要木头了，我要去一个镇上念书了，我家要搬走了，有点远。他说：“知道啦。”我把兜里的饭团递给他，用一条不舍得用的新手帕包的：“一定要要的。”他笑笑，接过去，放在一堆木头上，继续干活。那是8岁的我所能给他的最好的东西。
我飞似的跑掉了，觉得特别的快活。
我发誓：有一天，我要回到乡下，嫁给他。那是8岁的我所能想到可以给出的最真的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