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在法国留学期间，有过一次刻骨铭心的恋爱。
他遇到一个和他一样钟爱艺术的巴黎女郎玛德琳，内向的他一下子坠入情网，狂热地爱上了玛德琳。傅雷出国前已与远房表妹朱梅馥订婚，他写信给老母亲，提出婚姻应该自主，要求与朱梅馥退婚。
傅雷后来发现，追求浪漫的玛德琳根本不像他想的那样贤惠，她一边热情似火一边却心猿意马，别有怀抱。傅雷在极度失望之余，几乎举枪自尽，在朋友的劝说下，他伤心地离开法国。
朱梅馥是傅雷青梅竹马的表妹，她有菩萨一般的心肠和脾气。应该说，她知道傅雷在法国的情事，但她始终没有揭穿，对一个女人来说，这需要多么大的坚韧和忍耐！
1932年，傅雷和朱梅馥结婚。朱梅馥不是传统的“旧式妇女”，她有着相当高的文化修养。她有个法文名字叫玛格丽特——即歌德《浮士德》的女主角，这是傅雷给她起的。杨绛先生在《忆傅雷》中写道：梅不仅是温柔的妻子、慈爱的母亲，而且是沙龙里的漂亮夫人，她非常能干，一生承担了大大小小、里里外外的杂务，让傅雷专心工作。她还是傅雷的秘书，为他做卡片，抄稿子——她写得一手端秀好字，著名的《傅雷家书》便是由她誊抄和留底的。
我曾看过傅雷和朱梅馥在书房的照片，傅雷清瘦，目光犀利，炯炯有神；朱梅馥是一位微微发胖的妇人，头发拢在后面，面庞饱满，笑容和蔼，给人很淡泊沉静的感觉，像一朵优雅的荷。
作为著名翻译家，傅雷有着学者清高的禀性，而他的坏脾气和他的才华一样非同凡响，有时简直到了可怕的程度——为了教训儿子傅聪，他抓起瓷盘就扔，以至于给孩子留下了疤痕。
和这样的男人生活，该有多少的委曲求全，有多少的逆来顺受？然而，朱梅馥赞美他：“一贯秉性乖戾，嫉恶如仇，是有根源的……悲惨的出身，童年不堪回首，到了成年，孤军奋斗，爱真理，恨一切不合理的旧传统和杀人不见血的旧礼教，为人正直不苟，对事业忠心耿耿。”——她愿意人们谅解他。
这种对爱人深入骨髓的宽容和理解，世人能有几个？
不过，平静的生活也有波澜。
傅雷翻译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贝多芬传》等，在当时引起十分强烈的反响，他不是单纯地逐字翻译，而是领悟原著深意，倾注了大量情感，使翻译的著作闪耀人文光辉，被后人视作难以超越的巅峰译本。傅雷拥有很多“粉丝”，其中有一位姓王的女子，对傅雷很是迷恋。王女士曾到过傅雷家里，毫不掩饰对傅雷的好感，朱梅馥把王女士当客人、当朋友对待，傅雷工作时，她还打电话把王女士叫来，两个女人聊天。后来，王女士悄然离开了上海，若干年以后，王女士说，她是被朱的善良、宽容所打动，无法面对，主动退场。
什么是爱？这或许就是真正的爱了。朱梅馥的温柔善良、文静随和、贤淑豁达，是对傅雷最深情的爱。如果没有“文革”，他们两个就这样到老，该是多么的幸福！
傅雷为人坦荡，禀性刚毅，“文革”之初即受迫害。1966年9月3日凌晨，在经历了三天四夜惨无人道的批斗后，刚直孤傲的傅雷因不堪凌辱，一怒自杀。想不到的是，一直充当“温柔的保护者”的朱梅馥竟也以身相殉自缢而死，正如她在给儿子的信中写到：“我们现在是终身伴侣，缺一不可的。”
对于朱梅馥的死，傅雷的生前好友施蛰存在《纪念傅雷》一文中说：“朱梅馥能同归于尽，这却是我想象不到的，伉俪之情，深到如此，恐怕是傅雷的感应。”儿子傅聪也深知，根据父亲的性格，他的死是必然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却不应属于妈妈：“我知道，其实妈妈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忍受得过去……”
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朱梅馥就像那一枝梅，不琢雕饰，清淡美丽，迎风傲放，暗香留存。她说：“我虽不智，天性懦弱，可是靠了我的耐性，对他无形中或大或小多少有些帮助，这是我觉得可以骄傲的，可以安慰的。”
这就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背后的妻子，一位众人眼中的活菩萨：善良，宽容，大慈大悲。
爱到不能爱，有人选择放弃，有人选择离开，朱梅馥却选择了同行。
爱是什么？爱是关心、容忍、信任、牺牲，爱是你到了哪里我就跟到哪里，管它生与死，只要在一起就好。已经相扶相携了33年，你已去，我何生？有爱，到天堂也是幸福。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爱绵绵无绝期。这是朱梅馥对爱情的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