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躺在剛刚启用的新病房里，合着眼，身上、鼻腔里插着四五根或粗或细的软管子。
按照他的脾气、他的性格、他的气力，是绝不会让这些软巴巴的管子欺负的，但这时他没有一点办法。刚刚被手术过的胃，不允许他和这些管子们计较，锁着的眉头间流露出刚强下的无奈。
按照医生的嘱咐，隔一阵子就要给他捋捋腿、捏捏脚或搓搓手。这双手我是最熟悉不过的，可这双熟悉的手我却30年没有直接接触了。不知宽厚的掌心，粗大且硬的手指肚，起起伏伏的硬皮……我的手和他的手一碰撞，除了印证视觉给予的感知，体会手上的力气外，这双手究竟打磨过多少冷的热的硬的粗的物体，只有跳跃在手上的青筋知道。
他是我的弟弟，比我小3岁。我们曾经挤在一张木板床上睡觉，睡觉的时候，不是我把被子裹起来晾他，就是他扯过被子去冻我。这些在睡梦中进行的过去式，常常让父母瞅着我们裸露的脊梁发愁：“被子小了，被子小了。”
在被子逐渐富余起来的时候，我们也如同一窝羽毛丰满的鸟儿，各奔东西，谋职、娶妻、生子，为自己的日子忙活。曾经在一个被窝里滚打摸爬的兄弟，留在成年时空隧道里的只有默默的关注，情感的交流渐渐萎缩、干涸。
想不到在这个谁都不愿意来的地方，我们的手接触在一起，开始感知对方久违的体温。这双曾经与我掰手腕较劲的手，留下了太多的记忆。
这是一双与煤炭打交道的手。他顶替父亲在煤矿就业，成了我兄弟间唯一继承父业的“煤二代”。下井挖煤，使锨弄镐，天天复制相同的作业内容，黑乎乎的煤和井下冰冷坚硬的石头，把手的光洁毫不客气地全都打磨掉，换成了结实有力的粗糙、刺扎。几个月后，与他再掰手腕，我就赢不了了，而且数次角力，我永远不能超越第二名。
粗厚、刺扎的手，细活儿却干得一点儿都不含糊。摊煎饼本来是妇女们的活儿，他也会。我曾见过他摊煎饼的姿势，T型式的煎饼筢子被他抡得十分精致，吱吱响的鏊子上飞出一张张圆圆的煎饼。只要与母亲聊天，说起家务活，母亲总夸他最棒，有力气，会干活。
这双会干活的手后来去做了木工，又以矿区土建队队长的身份去布置作业，然后与同事一起去做自己布置过的拉大锯、推刨子或者抡斧子的事情。他说：“我不清楚当官的滋味，从来没有在办公室里安安稳稳坐上一整天，只知道干活的滋味。”他一直觉得当工人最好、最省心、最有面子。可是，他在接近50岁被告知煤矿改制、停产、提前回家时，才发现当工人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珍藏的面子。
那段时间他很忧闷，酒量似乎大增，烟也抽得频繁。他隐忧的眼神里似乎藏着一些吃惊，国有大型企业的工人怎么会下岗？工作没有将体面进行到底，他竟然去劳务市场揽那些装沙子、卸水泥之类的重体力活干。那次相聚，我跟他说：“活可以干，但不要去干那些重活累活了。”“一阵子的事，来钱快。”他说干一晌午能够挣50元，比上班挣得多。他边说边伸着手比划，似乎那50元就在手上跳跃。手成了他过日子的工具。
挣钱，攒钱，为儿子买房，帮儿子娶媳妇，替儿子还账，成了这双手的主旋律。我留意过他经常揽活的劳务市场，下岗工人和农民工居多，或站或蹲地待在十字路口的西北角，极少有人凑到一起侃大山，最直观一致的动作是抽烟。只要有车经过这里，放慢速度，他们的眼神就会齐刷刷地聚过去。车一停下，等待的人立即朝车聚拢。招工的人便从一圈人中敲定自己中意的，或直接开车带走，或定好时间、地点，让挑好的人自己去。这里没有纸质的合同，全部是口头协议。
3年前，他给儿子按揭了一套结婚用的房子，每月要还贷款。贷款像一条无形的绳索，笑眯眯地把他拽到了劳务市场。
装修房子的时候我去了，他正往6楼背地板砖。砖每片的长和宽均为60厘米，重20公斤左右。他上楼梯的速度很慢，而且愈往上愈慢，头愈来愈低，气愈喘愈粗。扣着砖的手指没有任何松动或变化，钉子似的托着背上的砖。我劝他雇人，他指着堆在房间里的水泥和沙子说：“它们都弄上来了，还怕砖上不来？”然后算账给我听：“单是往上弄这些东西，就要花400多元钱，不花这钱，不就相当于挣了？两天挣这些，值，赶上高工资白领了。”
我握着与30年前感觉完全不同的手，不知是什么滋味。想写点文字给孩子们，题目是：有时间去捏捏父母的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