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所有女人一样，在孕育生命的日子里，她心中充满憧憬。看着那些自己精心准备的小被子、小枕头，想象着未来宝贝的样子，幸福的笑容总是不知不觉浮现在她脸上。
那年，她27岁，和在液化气公司上班的丈夫同龄。
1996年3月早晨，阵痛开始了，肚子里的小生命拼命撕扯着，疼痛潮水般淹没了她。想象着痛苦过后那长长的幸福，她拼命让自己微笑。
1996年3月11日早晨，在死去活来两天两夜后，孩子终于降生。由于产程太长，孩子生下来时没有呼吸，不会哭泣。顾不得疲乏，她的心高高提了起来。
终于在昏昏沉沉中被儿子响亮的哭声惊醒，她睁开眼，丈大俯在她耳边说：“我们有儿子了。”
因为是难产，她陪着儿子在医院多住了一星期。当医生宣布可以出院时，她高悬着的心才终于落到了春暖花开的地面。
满月后，儿子是一个白白净净的漂亮宝贝。抱着儿子，她欢喜得什么似的，给儿子起名叫“梁瑞”。“瑞”是吉祥如意的意思，她希望儿子一生平安、吉祥、幸福。
一切发生的时候，儿子已经八个月，很爱笑，可爱极了。那只是一场普通感冒，却让她的幸福从此画上了句号。医生给孩子的初步诊断是肺炎，当时家还在牡丹江穆棱市，她陪着儿子在当地一家医院一住就是一个月。看着护士将针一次次扎进儿子身体，她的心疼得缩成了一团。一个月过去，儿子还是时常发烧、咳嗽，不得已，她和丈夫带着儿子来到牡丹江一家很有权威的医院。
医生是位儿科老专家，在为梁瑞做了细致检查后，面色凝重地说：“孩子可能是脑瘫！”
已经是10年前的事了，她却直到现在都记得那一幕。那天，她双腿一软，一屁股坐在地上。丈夫歇斯底里地对医生吼：“不可能，你胡说！”医生拍案而起：“如果这孩子不是脑瘫，我就从这5楼上跳下去。”
不管相不相信，事实是无情的。别的孩子一岁多就会走路了，而她的梁瑞站都站不起来。
求医之路就这样开始。按摩，做操，用绳子和木板把身体绑起来强制学习走路……她曾经泪流满面地问医生：“不绑不行吗？”医生回答：“不绑，他萎缩了的筋永远都拉不开。”
她就这样看着小小的儿子，一边撕心裂肺地哭，一边一瘸一拐“走”路，晚上解开绳子打开板子，儿子身上青一块紫一块。从不信神灵的她开始去庙里烧香。听人说许愿一定要心诚，寺庙坐落在小山顶上，她上一个台阶磕一个头，一直拜到菩萨脚下，许下了她的愿望：“请让我的儿子健康，让所有苦难都由我来承担……”
在儿子8岁那年，为了儿子的病，丈夫买断工龄，携妻带子迁往边城绥芬河。在这里，丈夫做了出租车司机，没日没夜出车。他们攒一点钱就出一次门，足迹踏遍牡丹江、佳木斯、北京、上海……不同的医院，相同的治疗方法，他们一次又一次花光了积蓄。
慢慢的，她接受了这样的事实——这就是上天赐予她的儿子，无论健康还是残疾，不是她可以选择的，更不是儿子可以选择的。她能做的，只是坦然面对和接受。
有让儿子上学读书的想法是在一天中午，儿子坐在院里晒太阳，她在洗衣服，邻家女儿放学回家，哼着歌，蹦跳着，头上的羊角辫晃来晃去。她停下手里的活，和儿子一起目送小姑娘蝴蝶一样从他们眼前飞过。
她猛然想起，儿子8岁了，是该上学的年龄了。她转头问儿子：“你愿意上学吗？”儿子甜甜地笑着：“愿意。”是啊，儿子虽然不能像正常孩子那样走路，但智力却是正常的。晚上，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丈夫，丈夫问她：“儿子站都站不起来，只有右手还算能动，一点自理能力都没有，怎么上学啊？”她想了想，说：“要不，我陪他读。”
她似乎根本没想到当她和丈夫搀着儿子走进校园时会遭到拒绝。校方理由很简单：孩子站都站不稳，如果不小心被同学碰倒摔伤，学校负不起责任。
几天下来，一次次请求，一次次被拒绝，在心已经快要凉下来的时候，她走进了绥芬河市建华小学。副校长听她说明情况，看了看梁瑞，说：“您稍等一会儿，我去和其他负责人商量一下。”不久，校长和其他校方负责人来了。让她不敢相信的是，学校不仅接纳了梁瑞，还答应让她陪读，并减免梁瑞在校所有费用。像是乌黑的云层透出了一缕阳光，她的心瞬间就被照亮了。
从此，每天早晨，丈夫把她和儿子送到学校门口，她搀着胖胖的儿子一步一步挪进教室，然后就站在走廊上听里面书声朗朗。下课了，她搀着儿子去厕所；课间操时，她扶儿子去操场上晒太阳。夏天还好，到了冬天，刺骨的寒风从走廊上两个敞开的安全出口吹进来，冻得她瑟瑟发抖……
这就是黑龙江省一个普通的女人，用自己的故事向我们诠释了母爱的含义——世上就有这样一个人，可以不计回报，无怨无悔，死心塌地去爱你，无论你贫穷还是富有，健康还是残缺，她始终对你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