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芒跟我来到县城打工时，还是个嘴巴叼着麦杆儿、肩膀挑着布袋的愣头青。
布袋里装着从老家带来的萝卜和红薯，他从小喜欢吃。对于向往县城生活的我来说，若要洗掉村里的土气，沾上县城的贵气，这些食物就绝对啃不得，尽管这两种庄稼也养大了我。
我比阿芒大两岁，从小便是邻居。前些年村里通了电，我偷偷来到刚买了一台29寸彩电的村长家，看到电视正在放映着县城繁华景象的广告片，便跃跃欲试着要出门闯闯。
夜阑人静，我悄悄钻入阿芒的房间将还在打着呼噜的他叫醒。田里的蟋蟀叫个不停，我跟他坐在田埂聊起了县城的事物，阿芒听得津津有味，两眼放光，犹如天际的星芒。
第二天，尽管百般不舍，阿芒父母还是顺从了他跟我去县城的想法，并给了他一布袋的萝卜和红薯；我的老爸听后将锄头往田里一丢，砸坏了两棵玉米苗，老妈埋怨了一句“臭小子”后把我拉到屋内，将她私下积攒多年的三百元零钱给了我。
我和阿芒是家中独子，外出闯荡意味着家里的庄稼田后继无人，也难怪他们眼里都闪着泪光。那一天，我们哭得稀里哗啦，感觉背叛了这片土地，也背叛了这四个年过半百的老人。
出发那天，我们需要走路到二十公里外的汽车站，再乘坐客车前往县城。天还没亮，阿芒就将我叫醒，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我揉了揉惺忪睡眼，顾不上刷牙，向在地里锄着泥的老爸老妈道别。阿芒在路边顺手摘下一根麦杆儿，跟在我身后踏上了行程。
通往县城的客车因为路面积雪过厚而在一座村庄边了下来。
司机说，剩下的汽油不多了，一整晚烧着暖气的话，第二天压根儿无法出发。他将旅客都赶下了车，自个儿躲在引擎位置取暖歇息。旅客们只好硬着头皮摸黑走入村庄，趁着时间尚早，分头逐家逐户敲门。赶着运气好的，村民将旅客迎入家里，还能呷一口热茶；运气差的，只得从行李中拿出厚厚的军被子，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靠在猪圈边的草房过夜。在这样一个月白星耀的寒冷夜，本来身居底层的人们被划分为有房一族和露宿一族。
我和阿芒被划分为露宿一族。阿芒没有大衣，只有萝卜和红薯。我取笑道，即便用大火将其烧起来，顶多也只是一两个小时的火光。阿芒没有作声，像搂住万两黄金一般紧紧地搂住布袋，挨在猪圈墙边闭上了眼睛。我无奈，打开当年老爸入县城打拼时买回来的行李箱，抽出老妈缝补了将近一个星期的老旧军被子，盖在了阿芒的身上，自己也蜷缩了进来。
黎明时分，阿芒将我叫醒，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再不起来就要被司机丢弃。天际已出现鱼肚白，我的身后传来几阵猪叫声，一股潲水味渗入寒风穿刺进鼻孔。路上的积雪不知道是融化了还是被村民铲走了，只留下湿漉漉的泥巴。我匆忙将被泥巴弄脏了的军被子卷起来塞到行李箱里，便小跑着跟在阿芒身后回到客车里。
客车来到县城时已是中午。县城车站靠近厕所的角落贴满了招工启事，带着大包小包行李的人们将这堵墙围得水泄不通。我和阿芒花尽九牛二虎之力挤到墙边，搜寻到一个包吃包住的工地活儿，便将启示撕下，离开了汗臭味和尿骚味十足的人群。
工地的活儿月收一千五百元，工作内容是搬砖和砌砖，我和阿芒每天从早上八点不间断工作至傍晚七点，双手都磨破了皮，到吃晚饭时几乎连腰也站不直了。虽然比在家里耕田要辛苦，但赚到的却是卖庄稼的好几倍，我们每天倒数着出工资的日子，心里乐滋滋的。
刚开始，工地的工友们还会嘘寒问暖，但日子久了，当他们发现工地的奖金被我们俩分薄了，嘴里头的关怀话语都变成了揶揄讥讽。有一次因为阿芒不小心做了错事，包工头将我们组的奖金扣了个精光，工友们紧闭宿舍的铁门，不让我们进入。我和阿芒又成了露宿一族，这次阿芒身边没了萝卜和红薯，我没了军被子，只好在工地饭堂的光板凳子上过了一宿。
第二天早上，我们趁工友们到饭堂吃早饭潜回宿舍。阿芒发现袋子被工友们翻动过，里面的萝卜和红薯都不见了踪影，便来到包工头的办公室讨要公道。包工头将所有同舍工友叫到办公室，但他们都否认翻动过阿芒的布袋子。阿芒对他们大呼大吼，甚至想操起办公室墙边的铁管收拾工友们，幸好被我及时制止才没酿成血案。无奈之下，包工头要求搜查同舍工友的行李柜，最后在一个陈姓工友的行李柜里搜到了萝卜和红薯，那人当天就被辞退了。
从那以后，其他同舍工友都开始孤立阿芒，我也成为了遭殃的池鱼，午饭吃到苍蝇、大便无水可冲、赖床被锁在宿舍等遭遇变得司空见惯。阿芒说，身正不怕影斜。我知道阿芒是个遇到不公待遇就会奋起反抗的愣头青，但我感觉到，他只对那个布袋怀有深厚感情罢了。
那件事之后，包工头发现工地变得不和谐，决定将阿芒辞退，我也无法幸免。我和阿芒到包工头办公室领取了一个月的工资，阿芒背起他的布袋离开了工地，萝卜和红薯一个不少。
我们到了邮局，给各自家里汇去了一千元。
那天我们没有找到新工作。晚上，我们投宿工地附近的一家小旅馆，并问房东借了厨房和电磁炉。阿芒从布袋中掏出两根萝卜和两个红薯，洗干净后丢到沸水中，红彤彤的萝卜在腾煮中散发着淡淡的清香，红薯也逐渐变软，用筷子就能戳出一个坑来。
在县城待了一个月，我没有做成县城人，以萝卜和红薯为代表的城乡差距标杆线变得来越模糊。那晚我们吃得很饱，阿芒笑着跟我说，老家连续遭遇两年欠收，这些食粮是他父母省吃三年才积攒下来的，无论是谁抢走了，他把小命拼了也要抢回来。我摸了摸外套衣兜里用红纸包裹的三百元零钱，总算理解了阿芒在包工头办公室的冲动。
房东看见我们衣衫褴褛，给了我们两瓶啤酒。我们从没喝过酒，吃过红薯后口渴难耐，咕咚下肚后突觉头昏眼花，倒头便睡。第二天醒来，我发现房门大开，便叫醒了还在打着呼噜的阿芒。阿芒第一反应便是布袋子，但遍寻房间未果，我昨晚挂在椅边的外套也不见了。
我们报了警。警方听说丢失的是一袋萝卜和红薯，朝我们轻蔑地笑了笑，说不予以立案。阿芒激动起来给了接案民警一个耳光，惹得那名胡子大汉青筋暴现，差点没把警枪掏了出来，幸好我大声喊了一句“我衣服里揣着的三百元和一千元工资也不见了”，才让警方息怒。
警方到旅馆将监控录像带回派出所调查，身无分文的我们只好哀求房东宽限，等到警方将金钱、萝卜和红薯追回来了再结账。房东也是心软的人，许是他自觉啤酒累事，也觉着是自己的旅馆安保条件有所欠缺，便让我们免费住了下来。
丢失布袋后的阿芒只剩下叼在嘴边、咬得短了一截的麦杆儿。我带着他到车站附近寻找新工作，一家湘菜馆将我们招了进去。我们每天收拾碗碟，端菜擦桌，不知不觉过了一个月，但警方那边还是毫无进展。也难怪，丢失的钱又不多，从农村来的你们又与他们结下梁子，哪会给予重视？湘菜馆老板听说我们的遭遇后，说的这句话让我们醍醐灌顶而又心生焦虑。
最按捺不住的还是阿芒，他开始每天都到派出所问询情况，接待他的仍是那个曾经挨过耳光的大汉民警。阿芒问不到情况，每天都在门口大哭大闹，终于惊动了派出所的所长和当地媒体。很快，盗贼被绳之于法，阿芒再次与那袋萝卜和红薯团聚了。
虽然布袋里的萝卜和红薯越吃越少，但无论是堂工还是送外卖，阿芒总会将布袋扛在自己的肩膀上。大年廿八，支撑了我们近两个月伙食的萝卜和红薯终于吃完了。在湘菜馆近一个月的打工时间里，我和阿芒因乡里人的身份在县城里受尽歧视，阿芒甚至还因碰倒了一个酒杯而被四个发酒疯的胖子围殴，被骂作“牛屎郎”。事后他虽然获得了四百块医药费赔偿，但湘菜馆里总会隔三岔五地遇到类似的客人，阿芒深觉避无可避，只好向老板申请洗厕所。
春节我们没有回家，因为车票贵，工作忙。
我们抽空给家里人寄去了县城的腊肉，反倒在电话里被家里人骂了一通：自家腌制的腊肉都没尝过，将别的地方的腊肉寄回来是什么意思！
我忘记自己是怎么回应的，只是记得阿芒用右手食指将电话线绕得乱七八糟，带着哭腔在话筒里说了句：对不起，我错了。那天晚上，我醒来了三次，都发现阿芒没睡，而是在桌子上写着些什么，笔尖和木桌之间的摩擦声很凝重，像没了节奏的秒针一样，断断续续。
大年初七，阿芒告诉我要回家一趟。当时湘菜馆老板还没给我们算工资，又刚缴清房租，我劝阿芒节后再存钱回家，不要与其他人一道挤春运。阿芒表现出罕见的倔强，说哪怕是借钱，也要回家一趟。我没辙，只好将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但只够支付一个人的路费。阿芒说了声谢谢，就出门买车票了。搭上客车后，他还给我发了条短信，说回到家会给我报平安，还会替我给家里人问好，叫我不用担心。
那天我没有收到阿芒到家后的报平安短信。
电视新闻上说，阿芒乘坐的那辆客车翻下了山沟，车上60人全部遇难。警方查实，肇事客车核载40人，超载运行的客车因雨天路滑于拐弯处失去平衡酿成悲剧。
那天晚上，老爸老妈到村长家给我电话，叫我回家，语气特别沮丧。在电话那头，我还能听到阿芒父母几近窒息的哭喊声。
第二天早上雨脚没有停歇，我问湘菜馆老板借钱买了车票，坐上了早班车。回家途中的蜿蜒山路很崎岖，山的那头弥漫着腾腾雾气，小雨点淅淅沥沥拍打在车窗上。尽管客车不断绕着弯前进，但对于阿芒来说，那座山成了永远翻越不成的障碍，成了永远抵达不了的家乡。
阿芒那晚写的信在事故后三天被邮差送到家里，他的妈妈读着读着就晕厥在地。
我将她背到村里的保健室，路上她的手仍紧紧握着信纸。医生给她输了液，她才逐渐恢复意识，情绪也稳定了下来。她没有责怪我，而是默默地将信件递给了我，独自擦泪。
信里只有三行字，除去开头和落款，正文只有“儿子还是觉得家里好啊”十个字，阿芒却写了一个通宵。
“良哥，我们离乡背井闯县城，受多少苦、掉多少汗水没有关系，但心里头少了些乡愁可撑不下去啊。”这时候我想起在县城的一个晚上，在湘菜馆打烊后，我和阿芒偷偷地喝了酒。可能是生怕再次因醉得祸，阿芒将变瘪了的布袋斜系在身上，笑声很是响亮。
我定了定醉眼，那个布袋宛如当年江户落魄武士不舍得丢掉的武士刀，那份心底的自尊还在闪闪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