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从来不去参与论战、对打、对骂的，这让我多年来能够保持一颗平常心。也因为这颗平常心，我才敢拍《三枪》这部贺岁片，敢把姿态放得这么低，让许多人大跌眼镜。
我不是辜负大家的期望，换句话说，我拍另外一部片子一样会被大家讨论，想说的人总是要说话的，这就是多元化的社会，跟十几年前不一样。
以《红高粱》为例，那时最尖锐的讨论就是我“贩卖中国的落后与愚昧给外国人看”，这样说了我十几年。为那句话，我委屈地说了30遍，在各种场合反复说，但是一点用都没有。
我那时年轻，血气方刚，觉得人家是冤枉我。我愤愤不平，是因为我听到外国人不是这样说的。你们谁走到2000个外国人跟前，拿着话筒跟他们对话，会听到他们一个个谈的都是对这部电影的感受。我参加电影节很多次，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各个国家，没有听到一个人这么说，都是咱们自己这样说。我说，你们是替人家瞎操心。
我记得那时常常说的一句话是：“再过20年，我们还讨论这个问题吗？”现在的确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对吧？到今天它就是个滞后的话题。
中国现在是什么样，全世界都知道了，不需要通过一部电影去反映。中国要跟国际社会接轨，会越来越透明，还存在着靠张艺谋的一部电影把某些阴暗面揭露出来吗？
这不是我说了多少遍就能改正的，也不是给张艺谋平反了，说错怪张艺谋了，就能解决的，而是我们学会了用正常的创作角度来看问题。到2000年以后，谁会再说《红高粱》贩卖中国的落后愚昧？
这么透明的社会，中国有什么事情全世界都知道，包括我们的地震灾害———我们第一时间向全世界开放。还是这个道理，我认为现在谈论这部电影的事，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改变。
这样的讨论你再过十年来看，大家还津津乐道不？对任何一部电影的导演，不管你说他是傻蛋，还是伟大，要十年之后再来看。创作有它自己的艺术规律，除了这个之外，没有任何附加的东西，这才是创作。
对《英雄》的批评集中在“为暴君和集权辩护”，甚至认为影片展示的是“法西斯美学”。评论家王彬彬不能认同《英雄》将代表集权和残暴的秦始皇描写成忍辱负重的英雄。
现在很多关于《三枪》的讨论，其实都不是针对电影本身。它引发争论的原因其实是知识分子站在一个高度上谈，附加了很多自己的东西；普通人站在另外一个高度谈，每个人又有不同的喜好、不同的角度。我觉得，这都是电影创作外的东西。
你还记得2000年雅典奥运会上的“中国八分钟”吗？回来以后一片骂声，多少人都说千万不要交给张艺谋，张艺谋会把咱们的形象弄完蛋的。多少知识分子斩钉截铁地说出这样的话。但是，凡是我能够查到的评论，凡是我认识的外国人的评论，都不是这个意思。他们都是很好的评价，都说看到了开放的中国。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有时挺高，这个说，那个说，说得很多很多，惊动了上层，所以才有了一个决定：全球招标奥运总导演。后来全球竞标，我就参加竞标了。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我还是不敢说中国知识分子怎么想的，人家外国人看开幕式，就是看一个文艺表演。
关于《三枪》的许多讨论，我注意到了，我不认为是就电影来讨论的。我开始就说要拍一个贺岁片，让大家高兴高兴。我在电影院也看到，南北的观众在影院笑了不下30次。
很多观众都这么跟我说：“张导演，其实这是个文艺片，不是商业片。”上海一个观众跟我说：“你把前面三分之一拿掉，后面基本上就是一个文艺片。”观众是看得很明白的，但这个问题在“首都文艺界”那个圈子里是说不清的。
我说很多人不懂电影，为什么？电影是一定要分类型来谈的，这个话题可以把许多人说的外行话分出来。全世界都这样，电影就是艺术类和商业类。
在参加艺术电影节时，我碰到过这样的事情：放《我的父亲母亲》，电影音乐响了一点，评委们都不喜欢，说这样有一点煽情，有一点偏商业性。当时，巩俐是主席。评完奖之后，她私下跟我说：“导演，你的音乐要是没有那么响，会好一些。就是音乐有一点好莱坞的样子，不然有可能拿金奖的。”
我们中国是不分电影类型的，要求所有的演员、所有的作品承担全面性的适应。确实，我这次是姿态放得很低地去拍一个所谓的搞笑电影的，因为我没有拍过这类电影。老百姓喜欢看贺岁片，这对导演来说是一个锻炼。这个作品能拍到什么程度，我也有数。但是，现在的事实是，导演锻炼是不可以的，大家会很愤怒，认为这是对观众的危害等等。像这样的批评，已经不是在谈电影了。
我已经五十而知天命了，还说什么呢？我稍微有一点脆弱、稍微有一点委屈，这些人就把我打趴下，找不到北，也拍不成电影了。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希望中国会有很好的影评界。电影产业没有影评人这个阶层,是特别不正常的。好就好在还有网络,有大家的很多发言,不再像原来集中在某些媒体的话语权当中。所以今天你看到每个人可以自由地发言,畅所欲言所带来的那种激烈的对抗性,都是很有趣的。
我觉得这种现象可能在我身上会持续很长时间。也许到我老了,拍不动了,我可以回头很自豪地说：“我是在中国争议最多的导演。我的作品不敢拿艺术定高低,但是为我的作品而写的字、说的话,估计是第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