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我在肯尼亚第三大城市基苏木拍摄一部反映艾滋病孤儿生活的纪录片，在一条泥泞的小巷里，导游带我们穿过成排的、泥砌的简陋小屋，他在一扇褪了色的绿门前停下，敲门。
一位俊秀、精瘦、头发剪得很短的少年走入我的视线，他谨慎地看着我们，用当地方言说：“卡里布（欢迎）。”他领我们进入低矮的屋子，黏土墙壁，纸糊的窗户，除了一盏煤油灯和几本书外，一张小木桌和几把椅子占据了室内大部分地方。
这少年叫凯文，12岁，父亲5年前去世，两年前母亲去世后他就开始独自生活。在肯尼亚，有超过100万像凯文这样的艾滋病孤儿，全世界的艾滋病孤儿有1500万。
得知凯文每天溜进附近的一所入主教学校旁听，这个特别的孤儿引起了我们的注意。凯文告诉我们：“上学能让我忘记过去，有朝一日我要当医生。”
凯文只会讲当地方言。除了溜进学校旁听，其他时间就在市场卖烤花生米谋生。他用挣来的微薄收入买西红柿和青菜，把它们放在煤油炉上做一道某，做一次吃一周。孤独时，他会看看一小叠母亲生前的照片，抑或躺在自己简陋的小屋里，回忆母亲曾讲过的故事。凯文说着说着，声音越来越小，我们想象着在那种挑战下的生活。虽然低着头，他还是礼貌地回答我们的每一个问题。他重申了自己想当医生的愿望：“我不想让其他人像我母亲那样死于艾滋病。”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们被凯文要上学的决心感动，决定跟踪拍摄他的故事。在当地的一问诊所里，我邀请凯文做一天医生，给他白大褂和听诊器，拍摄他给一位摄像师“做体检”。很少笑的凯文，那天一直在笑。
要离开基苏术时，我们对这个安静的小男孩已有所了解。为他办理好学校的学杂费等事宜，我向他保证会跟他保持联系。傍晚，我们拥抱告别，我的视线一直跟随着他孤单幼小的身影，直到消失在马路尽头。
接下来的数月里，我完成了计划中的纪录片，看着片中的凯文，我再次感受到他深深的孤独，以及他要为自己找到一条出路的决心。
在一些机构的帮助下，我于2004年再次与凯文相聚。凯文在基苏木男子中学上初三。他长高了，气色很好。见到这个勇敢的男孩，我激动得连自己都有些吃惊。“我好多了，学校和朋友让我很高兴。”他报告着。他不再为填饱肚子发愁，可以专心学习。“我还是想当医生。”他说。在他周围，他随处都能看到艾滋病所带来的痛苦。我再一次被他这份执著和激情打动。
回国后，我和凯文书信往来不断。在一次定期通话中，已经16岁的凯文对我说，他想要向肯尼亚的官员们询问有关艾滋病的事宜，想去趟首都，我同意。
几周后，我们又见面了，彼此比以前更亲近了些。凯文已经学会用英语交流，且更自信了。平生第一次要去首都内罗毕，他难掩自己的兴奋之情，脸上常带着笑容。年f开出去没多久，凯文开始晕车，他此生还没坐过这么久的车，我们不得不在纳库鲁湖边停车休息。湖边聚集了数以千计的火烈鸟和晒着太阳的犀牛，数百只I瞪羚随着我们的接近向远处逃窜。凯文知道贫民窟里很少有人能看到这一世界奇景，一言不发地在湖边站了许久许久。
到了内罗毕，他对人群和摩天大楼不断发出惊叹，不一会儿，凯文失踪了。我在大街上找了好半天。突然，他从人群中慢悠悠地走了出来。我像一个担心的家长，厉声警告他不要离开我身边。他却笑了，他喜欢别人告诉他要做什么。
这一天是凯文平生第一次穿西服，他要去拜见肯尼亚副总统穆迪阿沃里博士。坐在副总统办公室豪华的皮椅上，这个穿黑西装的年轻人开始发问：“对于肯尼亚超过100万的艾滋病孤儿，政府有什么具体计划吗？”阿沃里副总统礼貌地回答了他，看得出凯文有些紧张，但也很自信。我们在内罗毕的最后一晚，我需要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我向他解释说，这份文件是为了保证万一我出了什么事，依然会有人资助他。
“你要离开我。”他说，声音有些发颤，我意识到凯文怕我“抛弃”他，像他死去的父母那样。他说，即使我住在很远很远的地方，但在他心里我既像母亲又是父亲。我心如刀绞，我们一直谈到他的眼泪变干。我又一次被他如此脆弱，但又如此坚强所触动。
非洲有一句谚语，说抚养一个孩子要全村人帮忙。放在凯文身一匕，则是供他上大学要全世界来帮忙。尽管凯文取得平均B+的成绩，但进入肯尼亚的大学还是不太可能，当地大学只是给精英阶层上的。
好在凯文非常走运，在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资助下，他得以到悉尼参加艾滋病大会。会后，他同多名艾滋病孤儿一起走访了墨尔本的多所中学，讲述他们的经历。在此期间，他见到了莫纳什大学医学护理和健康科学系的系主任斯蒂文·韦思林。斯蒂文亲切地和凯文交谈。虽然害羞，但凯文真诚地表达了想当医生的愿望。“为此我决心付出一切。”他说。
第二天，凯文出现在早间的一档电视节目里。一对悉尼夫妇看后很受感动，决定向凯文伸出援手。就这样，凯文被莫纳什大学录取。如果他顺利拿到本科学位，就可以进入医学院深造。莫纳什大学给他的评语是：“帮助一个已经跨越了很多障碍的人，对于我们这是一次机遇，而大多数人连跨越的机会都没有。”
凯文回到肯尼亚后，旨尼亚选举导致流血事件发生，基苏木是暴乱的中心。凯文在肯尼亚的资助人在暴乱间歇把他接到内罗毕。他参加了英语考试并进行了体检，但结果要等8刷，这意味着他将错过整整一年的大学课程。莫纳什大学挺身而出，聘请高级移民顾问，2008年2月23日，这个瘦高的、20岁的非洲男孩出现在墨尔本机场。
作为凯文现在的系主任，韦思林说：“凯文的经历活生生地告诉我们非洲所发生的一切，录取像他这样的人对我们所有人都很有启发。凯文没有理由不当医生。他有激情、有决心。”
这个我第一次见时还在准备一周食物的男孩，已长成了大小伙子，并走过了数千公里路，其间靠的是不少善良人士的帮助，更靠的是他自己的坚强与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