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鲁晓夫此公，被世人评价为“头顶最秃，胆子最大”。他行事喜欢大刀阔斧，线条常常有些粗疏。但在《赫鲁晓夫回忆录》的第三十六章，我却读到了两个字：细腻。
先说年轻的苏联钢琴家阿什克纳济。他演奏出色，得过大奖。他老婆是个英国人，不肯去苏联，但他们夫妻关系很好，还有了孩子。于是，阿什克纳济来到伦敦的苏联大使馆，问怎么办。赫鲁晓夫听到下属汇报后，明确提出：“我们给他发放一个护照吧，期限他想要多久就多久。有了这个护照，只要他愿意，随时都可以回苏联。这是唯一明智的做法。如果我们强行要他回国，他大概就不回来了。他并不反苏，可是我们却硬要人为地把他变成一个反苏的人，因为如果他不服从我们的意愿，那就会将自己与苏联政府对立起来。马上就会有评论家和解释者煽动他的反苏情绪，我们干吗要逼出这样的人呢？如果他住在伦敦，常常回来开音乐会，那又能出什么事呢？他是一位音乐家，自由职业者，他仍将在自己祖国的音乐会上演出，始终是苏联的公民。”
这样做真是一举两得：既保全了阿什克纳济的清白名声，又维护了其家庭——赫鲁晓夫退休3年后，仍在为自己当年的决定感到自豪。每逢阿什克纳济到莫斯科演出，他就打开收音机，凝神聆听。他此时的欣慰心情，可以想见。
还有一例，是著名钢琴家里希特。文化部长福尔采娃报告说，有关部门反对里希特出国，因为其母亲住在西德，出去后可能就不回来了。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失去这位大钢琴家，将是国家的损失，但还是决定：“让他去吧。”有人又要求里希特别去西德。赫鲁晓夫说：“要是在他被迫做出保证不去西德与母亲会面之后，才让他跨出我们的国门，那真是再也没有比这更愚蠢的做法了。恰恰相反，应当劝劝他：‘你这么多年没见过母亲了，去和她见见面吧。’不要让他感到我们反对这种事情。”
人性的关怀，产生了温暖的效应。里希特到西德见了母亲后，如期回国。
第三例，是芭蕾舞女演员普利谢茨卡娅。她舞姿优美，在国内首屈一指，但出国演出总没有她的份儿，理由是她不可靠，有“一去不复返”之嫌疑。有一次，芭蕾舞团又要出国演出，普利谢茨卡娅给赫鲁晓夫写了封信，说她是爱国者，对她不被信任感到委屈，希望相信她的人品。赫鲁晓夫建议让她出国演出，但有人还是不放心。赫鲁晓夫表示：“她信上说了，不会发生这种事情的。我相信她的话，缺乏信任就无法生活。即使她写的不是实话，只是为了脱身，那也没什么，我们能担当。”
结果呢，普利谢茨卡娅出国演出后，载誉归来，为苏联芭蕾舞艺术争了光。
赫鲁晓夫认为，如果当初扣住普利谢茨卡娅不放，就可能毁了她，或者把她变成反苏分子。为此，他强调说：“最脆弱的东西就是一个人的心理，所以应当加以呵护，不能让它受到伤害。漫不经心的一步就可能使一个人失去自制力，结果成为一生中决定命运的一步。我为作出了正确的决定而骄傲。”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又是一例。赫鲁晓夫对她在特殊家庭里的坎坷命运以及不幸婚姻深表同情；而对她离开祖国，向外国寻求帮助，给西方人造谣生事提供口实，则认为是“一种无可辩解的愚蠢行为”，予以谴责。但他认为，如果当初换一种方式对待她，可能事情就不会像后来那样糟糕。他假设说：“在她到大使馆去说她需要在印度逗留两三个月的时候，应该这样回答她：‘斯韦特兰娜·约瑟福夫娜，干吗才两三个月呢？您办个为期两三年的签证好啦。您也可以领取长期有效的签证，一直住在那里。到您想回来的时候，再回苏联好了。’应当给她选择的自由，从而让她精神上坚强起来，表明她是受到信任的。”
当然，斯韦特兰娜最终选择在美国度过余生——那已是赫鲁晓夫去世10多年后的事了。
政治上信任，选择上自由。但即使这样，也会出现辜负信任的情况。苏联当时有两亿多人口，赫鲁晓夫认为：“其中当然既有纯洁的人，也有不纯洁的人……不纯洁的人一旦浮出水面，他们必将被浪涛冲离我们的海岸，让他们随波逐流去好了。”“我认为应当向苏联公民提供按照自己意愿选择居住地的机会，这样的时机已经到了。”
赫鲁晓夫的细腻，在于懂一点人的心理，有一点人情味。在20世纪60年代保守的氛围下，有如此开放的眼光、宽容的眼光、关注人性的眼光，实属不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