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的前辈处事顶真、读书顶真、笔墨顶真，上承千年风雅香火，下启风雅清流韵致。丰绍棠的《傻也风雅》，记录7他们的风雅“傻事”。
桂林人梁漱溟，哲学家，历次政治运动备受折磨，其硬骨不软。95岁高龄时应邀授课，坚持不落座，校方再三恳请，他朗声诵梁启起名言：“学者就应该死在讲台上！”令全场学子动容。
瑞安人戴家祥，古文字学家，研究金文整70载，“反右”、“文革”备受冲击，平反后以古稀之年编写《金文大字典》，“使考古学和古史研究走出了古文字迷宫”。但世间鲜有人知他是王国维的入室弟子。令今时动辄把“关门弟子”当头衔者汗颜！
北京人单士元，文物学家，溥仪出宫的当年，18岁的他就奉命进宫清点文物，与紫禁城共度了74个春秋。拍卖公司重金力遨他当顾问，他就是不去。他是文物痴，却不收藏文物；他是文物鉴定专家，却从不为别人鉴定文物。
顺德人阿老，画家，其画作皇皇，然却很“落伍”，从不主动投稿。他说：“编辑约稿，说明人家工作需要；人家不约稿，你自己投去，人家要是不需要。多叫人家为难啊！”
南汇人傅雷，翻译家，一度靠稿费维持生活，出版社感念傅雷的艰难，欲出版他的译著，但碍于“右派”帽子要他改名。他说：“译著署个什么名字，本来无所谓。可是，因为我成了右派，要我改名，我不干！”宁可生活无着落，坚决不改名。
大家们潜心学问，不逐名利，有点“傻”、有点“憨”、有点“迂”，或许这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书生气”。在商贾气、官场气盏行，学养缺失、心态浮躁的当下，还真应像吴晗先生说的“书生之气不可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