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很早就和死神跳过贴面舞——15岁那年冬天，他得了抑郁症，从黄昏到清晨都被恐惧缠绕，因焦虑而绷紧的神经时时提醒他：头顶上空，有死神俯身。
面对绝望，他选择读书。后来他回忆说：“我每天睡得很少，坐在床上，面前通常放着一本很厚的书。我在那段时间读很多厚书，但我不能说我读了那些书，因为那种阅读没有留下任何记忆。”
多年后，他回忆最早引发他恐惧进而导致抑郁的是一部讲述酒鬼混乱悲哀生活的电影，名叫《虚度光阴》。
这似乎是个隐喻——早熟少年在人生画卷刚刚展开之时，就已窥见生命本身的虚空、荒诞，并为之痛苦。此后，他一直在寻找有力方式与自我和解，与死亡对抗。写诗便是他找到的方法之一。诗人北岛评价他“写得很短、很慢也很少，几乎每首都好，如同奇迹”。
2011年，80岁的托马斯·特朗斯特罗姆凭借诗歌作品成为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像打磨钻石一样写诗
这是一个出乎大多数人意料的结果。在此之前，诺贝尔文学奖已有15年没有青睐过诗人。而且他又是瑞典人——或许是为了避嫌，诺贝尔文学奖一贯很少颁给瑞典本土文学家。颁奖词称他的诗歌“通过其凝练、透彻的意象，给予我们通往现实的崭新途径”。
这和他本身对诗的理解完美吻合。他说：“诗是对事物的感受，不是再认识，而是幻想。一首诗是我让它醒着的梦。诗最重要的任务是塑造精神生活，揭示神秘。”
在他的诗歌里，你会读到各种奇诡的隐喻和梦一般的画面。他写落日，“像狐狸悄悄走过这片土地∕瞬息点燃荒草”；写雨中乘舟，“船在暴雨的马蹄下颠簸”；他描摹世界的不可知和空荡是“剧场空空。这是午夜∕文字在墙上焚烧∕未回复的书信之谜∕沉入冰冷的月光”；刻画孤独困惑又挣扎的人生状态则是“我像一只铁锚在世界的底部拖滑”。
他因此被人称为“隐喻大师”，“象征主义大师”。从一开始他就选择了这种风格——他23岁出版的第一部诗集《诗十七首》开篇首句就是：“醒来，是从梦中往外跳伞。”和生活在现实世界的常人不同，他仿佛居于梦中，偶尔“跳伞”降落真实人间，向读者传递他梦中所见。
《诗十七首》震撼了当时瑞典乃至西方的诗歌界，被称为“一鸣惊人和绝无仅有的突破”。这之后，他继续写诗。和很多诗人也写诗评不同，他选择做“诗歌的禁欲主义者”——只写诗歌这一种文体，且只写短诗，平均一年写两三首，四五年出一本诗集。他一生共发表200多首诗，归拢结集也不过薄薄一本。有人说，他大概是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人里，作品总字数最少的人。
他的诗中有一座巨大的博物馆
在写诗之外，特朗斯特罗姆对心理学、绘画、弹琴等各种和探索心灵、艺术创造相关的事物，都抱有强烈学习兴趣。
在童年时期，他喜欢想象、热衷探究的性格就已展露无遗。他在自传《巨大的谜语·记忆看见我》里写，自己五岁开始写作，但嫌写作太慢，“我的想象力需要更快的表达方式”，转而画画，但也不耐烦好好画，干脆发明一种速描方法，画只有他自己能欣赏的漫画。
小男孩时期的他迷恋自然历史博物馆，成日呆在里面看昆虫、鱼类、哺乳动物的标本和化石，仰望高挂在拱顶下、发出奇异气味的鲸鱼骨架。稍大一些，他带着捕虫网独自在旷野与森林里游荡，收集见到的所有昆虫，制成标本，收藏在家中的小碗柜里。
与此同时，一座巨大的博物馆在他脑中拔节成长，馆内藏的那些“林地与天空的档案”后来在他的诗中反复出现。他写雪地里麋鹿的蹄迹，冰川时期的红色野兽，也写一棵树在雨中走动，山顶上蓝色的海正追赶着天空。
诗人之外，特朗斯特罗姆的正式职业身份是心理医生。之所以选择这条分析、治疗人心的道路，显然和他少年时曾被抑郁症困扰的经历有关。中学毕业后，他去了斯德哥尔摩大学学心理学，同时辅修文学、宗教。1956年他大学毕业留校做了四年心理学研究，之后去了青少年拘留所工作，为少年犯提供心理咨询和辅导。
和他相识多年的诗人北岛曾半开玩笑地说，在写诗之外，特朗斯特罗姆做的也是“最接近诗歌的工作”，因为“诗歌就是一个少年犯”。
两只马头就是一副眼镜
如果说15岁那年，他只是因抑郁有轻生念头，59岁的他则遭受了死神的正面袭击——他突然脑溢血中风，右半身瘫痪，语言能力严重受损，只能吐出婴儿般咿咿呀呀的音节。不幸之中的幸运是，他的头脑依旧运转如常，思维清晰。
他并未因此放下笔。他说：“写诗时，我感觉自己是一件幸运或受难的乐器，诗找到我，逼我展现它。”他原先赖以写作的右手已不再受他的大脑支配，他便改用状况稍好的左手写字，因为手抖，字迹凌乱如震后灾区，妻子莫妮卡一一辨认后，帮他整理录入电脑，他再在她的打字稿上逐字修改。
在1996年，他中风后出的第一本诗集《悲伤的凤尾船》中，你可以读到和疾病同行的诗人内心所承受的那份挫败、屈辱和疼痛：“那巨大的羞辱∕裹住你的脑袋，胸部，膝盖∕你的身体偶尔活动∕但并不因春天而欢悦。”
中风后，莫妮卡成了他和外界沟通的“翻译”。当特朗斯特罗姆说话时，莫妮卡会靠近他，凝视他的眼睛，解读他的意思。他会用手势、画画等方式帮她理解。即使是在病后的日常交流里，特朗斯特罗姆也依然喜欢玩隐喻游戏，这导致他们夫妻间的对话在外人看来如猜谜一般神秘。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有次去他们家里做客，看到特朗斯特罗姆在纸上画了一个马头，交给莫妮卡。见莫妮卡没明白，他又画了一个马头。莫妮卡这次知道了：“你要找一副眼镜。”马悦然看得如坠雾中，问莫妮卡：“为什么两只马头就代表眼镜？”莫妮卡一笑，说托马斯写过一首名为《打开的窗子》的诗，结尾几句是：“我不知道我的头∕向哪边转∕以双重的视野∕像一匹马。”
相比以往，病中的他更频繁地描绘死亡。在《黑色明信片》中，他写“生活中，死亡有时会登门∕丈量人体∕拜访被遗忘∕生活依然在继续∕但寿衣在无声中做成。”
如今他已穿好死神递来的黑衣，“穿过苍白春夜步行回家”，但这次家中不会再有恐惧等他。在人世散步的84年中，他已经留下了比死亡更长久的东西。如他所言：“我的诗在生长∕它在生长∕占据我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