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兰克林说，恭候运气的人连一餐饭也无法保证。
于是，三个月后，我主动出击，换了一份在餐馆刷盘子的工作。
洗碗这活儿最要命的是不可以戴手套，怕洗不干净，也容易打滑。双手长时间浸泡在水里，没几天就变得很糙，而且开始裂口子。但我还是喜欢在餐馆打工。因为和清扫的工作相比，这里需要跟人打更多的交道。只要是日本人，都是我练口语的靶子。每晚小店热热闹闹，人气旺旺的。除我这个学生之外，还有几个日本的学生工，他们比我来得早，对我很友善。因为我眉毛浓浓的，眼睛闪亮，总是笑着。进门第一天他们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芭比。
得宠是久违的事，在这里即使一点点帮助都会让我感动。比如说，忙不过来的时候，有一个叫桥本的男孩子会主动过来帮我洗碗，为此，他还挨过店长的骂。洗碗的时候，我曾一次打碎了四个盘子，胖厨子挺身而出帮我担下责任，以至我没有被老板娘罚款。至今我还忘不了他们的笑脸。扫厕所让我甩掉了娇气，在这里我学会了感恩。
语言就是生存的手段，就是钱。当单词表变成工资单的时候，这种动力是无可替代的。我的口语和听力与日俱进，这种进步如三月的小雨，润物无声。有一天自己会吓一跳，能听懂周围人说的话了!
端上客人要的菜。我退到一角。这天客人不是很多，我却忙得很。手里攥着一张小纸条，上面是日语学校要求每天必须掌握的70个新单词。偷偷打开来看一眼，赶紧合上，心里默记着。样子有点像考试中作弊的学生。
对不起有的客人会有一搭没一搭地没话找话。
遇到善意的人我会应答几句。碰到张扬的主儿，我会用自己的招儿。
开始可以装听不懂，这招很管用。原来是外国人。一般客人就会宽容地笑笑。如果遇到不依不饶的，我从来不生气，笑着把一连串的英语甩过去。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给韩国人做过英语翻译，英语好得可以骂人!但特别要注意的是脸上一定要笑着，笑着较劲，心里痛快着呢!
日本人对英语有一种特别的崇拜，听不懂，自然觉得很没面子。但不能给周围的人看出不懂，OK，再给我拿瓶酒。他口气软了下来。
我还是微笑着双手递给他。在这儿我学到了职业尊重。在店里做事，他是客人，我就要提供优质服务；他是个男人，女人要学会给男人留面子，特别是在众人面前。
店里如果有客人吐了满地，清扫这种活儿店长马上就会派给我做，起初，我认为这是民族歧视，非常生气。后来才感觉到，在日本，女人在职场为男人送咖啡，说顺从话，倾听众人的抱怨，是多年沉淀下来的对女性角色的要求。到任何一个地方，新来的人做最脏最累的活儿是理所当然的。过了一阵，店里又进了新人，这种活儿自然就有了接班人。
在社会的底层，承受着生活的压力，享受着简单的快乐。只有了解困难，才会品尝快乐。而后来所谓成名之后，简单的快乐却少了许多。
在这里没有人知道我是谁，更没人知道我父母其实就在身边。我不敢说，父亲就是当时的新华社东京分社社长。
当我下决心要来日本自费留学的时候，妈妈没有敢把我的想法再告诉爸爸。从二姐想出国的时候开始，爸爸只有一句话：等我们回国后再考虑。当时的氛围就是这样，在职干部的孩子出国留学，难免有利用工作便利之嫌。于是妈妈就开始瞒着爸爸办理一切手续，求到一个她在日本的学生，在银行做了个人担保。只等孩子们都到了东京，才跟爸爸摊牌。理由相当充分：第一，没有政策说驻外记者子女不能留学；第二，没有动用任何工作关系；第三，任何方面都经得起检查。生米煮成熟饭，爸爸拗不过，只能做好被立即调回的思想准备。
后来真有人告到了总社，说爸爸把全家都办到了国外，总社经过调查，认为父亲的确没有利用职务之便，此事才沉寂下来。现在驻外人员携妻带女已是情理之中的事，但在当时，我不仅度过了一个很少父爱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而且高中毕业，留学东瀛，在父亲身边时，还要提心吊胆、东躲西藏。
在经济上我更不能依赖他们。当时驻外人员每个月的工资不高，爸爸、妈妈加起来不过五万多日元(约2500元人民币)。妈妈作为编外人员工资更少，除了饭费，生活零用费只够在机场买一碗面条(机场的面条要1200日元)。
我很想爸爸、妈妈。我们都生活在同一座城市，却很难见面。偶尔打个电话
今天我和你妈上街了，买了一些好吃的。爸爸的情绪似乎特别好，还看到了一盒葡萄，好大，可是太贵了，要6000多日元。我们只能望梅止渴了。
于是那串美丽的葡萄，就成了我下一个阶段拼命打工赚钱的目标。餐馆生意好的时候需要加班，虽然到点时已经筋疲力尽，但想到多挣的钱可以和甜甜的葡萄挂钩时，顿时就能打起精神。每天快下班时就盼着来客人，多干一个小时，多挣一个小时的钱!
终于有一天，我把一盒美丽的葡萄捧到了爸妈面前。这盒葡萄足够让我在店里站上七八个小时。看着爸爸、妈妈一边责怪。一边把艺术品一样的葡萄送进口中的时候，我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