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填！
她把一沓表格甩在桌面。
三个人都得填吗？我问。是个挺年轻的女孩子，扎着马尾。我们进来的时候，她正低头写着涂着什么，现在，她仍旧低着头，写着涂着什么。这是一个县级的宾馆。
三个人都得分开填吗？我提高声音。
对。她低着头，写着涂着。
不，我太不能适应了，我实在没法适应谈话时对方不拿正眼瞧你。小姐，我说，您可以抬头看着我说话吗？
她没动，我等着。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她显然等着我自己觉悟。她坐着，我站着，想赶快有个房间躺下来的是我不是她，我一言不发地填了表格，三份。正在提起行李，她却说话了，斩钉截铁地：先付款！
付款？付什么款？
她已经低下头去，继续涂写她也许是个尚未被发掘的作家，谁知道。
住房费？我大吃一惊，我们还没住呀！
她终于用两眼直视我了，那样清澈美丽的眼睛竟然可以那样的不友善，先交费，后住房。
哎，我真生气，觉得被她侮辱了，什么话嘛，把住房的客人都当无赖来接待吗？看着她冷淡，什么都不在乎的眼神，我又感觉到自己的可笑，规定又不是这小姑娘定的，侮辱你的还不知道是谁呢！你跟谁去生气？
我站在柜台前，很想提起行李忿忿地走出去。可是我弯下腰，慢慢地取出行李中的钱包。
二
我们到浙江松阳乡下去探亲。然后匆匆赶到衢州火车站，想买卧铺票搭夜车到衡山。
不是我天真。不知大陆旅行艰难，而是因为松阳乡下前不搭村，后不搭店，加上时间匆促，我没法事先安排车票。于是这样的情况就发生了：在四十度的气温里，下午两点，我带着两位将近八十岁的老人家，抱着行李，走进了衢州车站。
卖票的高高在上坐着，又是个年轻的女性。请问有软卧吗？隔着玻璃，我担心她听不见。
她的手上并没有活做，可是不知怎么，她的眼睛就是不和我的接触，看着自己的手吧，对我的问题，她懒得开口，只摇头。我有点儿高兴，至少她听见了。那么有硬卧吗？我小心地问，还回头看看身后的老人家。
她摇头。
那么，我紧张了，想着母亲的心脏病，这是一趟十七八小时的路程，那么，有软座吗？
她摇头，我的心一直往下沉，那么，有硬座吗？
她突然劈头大骂：没有没有什么都没有！你以为你在哪里？！要买不买？我站在窗口，整整比她矮上一大截，仰头看着地。我不知道她还能说出什么话做出什么事来，赶忙说：买买买。虽然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买什么，她不是说什么都没有吗？
她把几张票和找的零钱从窗口丢出来，对，是丢的。收拢了东西，我急忙转身去照顾那老的，好像还习惯性地和售票员说了声谢谢。
三
天气毒热，我看着满头大汗的母亲，有点儿发愁，开始责备自己太孟浪，没为老人多想。手里的车票拿出来看，才知道是站票。十几个小时在人肉堆里站到湖南？只好上车再打算，也许有空的软卧，现在得先给老人找候车室休息，售票口对面就是软座休息室，那不就是吗？一拉开门，震裂耳膜的音乐当头盖下来，一男一女拿着麦克风正在放声高歌，音响放大到极致。候车室竟然也是卡拉ＯＫ，让老人坐下，我去找车站服务员。
啊，那正在唱歌的竟然就是穿着制服的服务员。我凑近她，等她暂时停下来，然后说：
你们可以小声一点儿吗？那位等车的老太太有点儿不舒服。
服务员口齿伶俐地高声说：这儿是茶室，怕吵就别进来。
我看着她，多么熟悉的一刻，她的脸和那宾馆的服务生、火车站的售票小姐，重叠在一起。怎么我所有的学问，所有的阅历，所有的人生哲学在此时此地都用不上呢？我究竟有什么词汇能和她同一个频率地沟通呢？我听见自己说：外边不是挂着牌说这儿是软座休息室吗？
软座休息室现在是茶室，你要在这里坐，一个人五块钱。她很干脆地说，拿出票子。
我们三个人推着行李，在炸裂似的音响中，像在丛林里摸索，歪歪跌跌地找到出去的门。
外面还是四十度。
四
上了车，从杭州开来的列车，竟然真有几张软卧还空着。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补票得和列车长交涉，是个带广东口音的年轻人，我问他：您贵姓？
他低着头写票子，不回答。站在他身边的列车员倒以一种训话的口吻说：什么事说就是啦，问姓名干什么！
他真是年轻得可以。眼睛还稚气得很，是什么使他这样说话呢？是他工作太辛苦，工资太低？还是，他身上穿着的制服和他头上戴着的帽子告诉他：他有某种权威，这种权威代表他的人格价值？
问名字，好称呼。我说，基本礼貌，不是吗？
他不说话了，没趣地走开。
当我从软卧取了文件回到餐车，发觉我原先坐着的位子上有个列车员坐着。他也没事，只是坐在那儿无聊地看列车长开我的票子。我走过去，对他说：对不起，让一下。
里头还有一张空椅，他可以挪过去。可是他不，他抬头看看我，显然有点儿惊讶我竟然敢叫他挪个位子。他说：你站着等。
不，我不站着等，我静静地说，您挪过去！
他不动，似乎还没碰到过这种状况，一时应对不过来。好一会儿，他下了决心说：你站着。
我说：不，请您挪过去，我不站着等。
就这么僵持着，直到列车长站起来打圆场，推他一把说：过去过去，又不是没位子！
僵持下去，我也不会赢，因为在和他对话的时间里，我已经站着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