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多世纪以来，人们争论他的积极影响与消极影响功过几何，唯一毫无争议的，是此人影响深远。法国、英国、意大利、俄罗斯、美国、日本……人们以不同的形式纪念着他。
在中国，除了学界纪念卢梭的学术研讨会、媒体上的纪念文章外，卢梭著作的中译本、九卷本的《卢梭全集》也将面世，译者为88岁的卢梭问题研究专家、法语翻译家李平沤。
卢梭其人
人们能轻易了解卢梭的生平，包括种种隐秘细节，这主要归功于卢梭本人。在自传性作品《忏悔录》《对话录：卢梭评判让—雅克》和《孤独漫步者的遐想》中，他向世人提供了大量有关自己的信息。
直到1749年，卢梭撰写《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使风俗日趋纯朴》一文参与征文，第二年，该文获奖并出版，38岁的卢梭终于一鸣惊人，声名鹊起。
《卢梭全集》的译者李平沤这样评价卢梭：“他是个很不幸的人，一生遭遇十分坎坷。他的书出一本被批一本，为什么他还孜孜不倦地写呢？他有一句著名的座右铭：‘把一生献给真理’。”
卢梭其作
在其作品里，卢梭毫不讳言自己并不光彩的一面，诸如他曾在朋友生病时悄悄溜掉，在偷窃后诬陷一个女仆，为混口饭吃改变了宗教信仰，和年长自己12岁的华伦夫人维持了十余年的情人关系，并称其为“妈妈”……
在《忏悔录》的第一段，卢梭这样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
法国著名作家安德烈·莫洛亚在为1949年法国版《忏悔录》写序时说：“对很少几位作家才可以这样说：‘要是没有他，法国文学就会朝另一个方向发展。’卢梭就是属于这一类作家。”事实上，卢梭影响的远不止于法国文学。托尔斯泰曾道，他永不会忘记读《忏悔录》时感受到的那种憎恶虚伪热爱真理的情感，巴金也不止一次提过，“《忏悔录》的作者卢梭是教我讲真话的启蒙老师。”
今天，卢梭被提及，更多是因其政治思想及《社会契约论》等相关著作。曾经，欧洲的上空乃至其他革命地的上空都不断回荡着他的名句：“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
“我要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卢梭在《社会契约论》第一卷开宗明义地这样写道。他思考的起点是现实实践而非仅仅理论问题。
但当其忠实信徒罗伯斯庇尔将卢梭的思想按自己的理解应用于实践，这位“行走中的卢梭”似乎是以一场宏大悲壮的实验，反证了卢梭哲学的缺陷，也让卢梭自此被频频指责需为法国大革命中的暴行负责，甚至为纳粹主义的独裁统治负责。
“主权在民”“革命的权利”“公意”“德性”……至今，从不同路径而来的读者对卢梭的思想仍有反差巨大的理解。他时而被视为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时而是集体主义者和极权主义者，或者干脆被认为是思想含混不清、充满自相矛盾的人，又被说是思想具有统一性，只是易被断章取义，招致误解和利用……
在中国
西学东渐中，卢梭的思想曾在近现代中国产生重大影响，20世纪初期，一度进步人士人人谈自由平等谈天赋人权，言必称卢梭，正如当时《苏报》文章所述：“卢梭之《民约论》潮汹汹然，蓬蓬然，其东来矣！”
和此前卢梭著作在欧洲、日本等地引发的影响一样，主张革命救国的中国知识分子们从卢梭的书中找到了信仰和依据。邹容在《革命军》中，直接把卢梭的思想称为“起死回生之灵药，返魂还魄之宝方”，孙中山说尽管卢梭“天赋人权”的说法没有历史依据，但他提倡民权的始意是“政治上千古的大功劳”。卢梭在中国曾几度受到热烈追捧，直到上世纪90年代左右，学界展开了对卢梭思想的反思和批判。
回顾卢梭在中国的境遇，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西方政治哲学及法哲学研究学者高全喜说他感到“爱恨交加”，“卢梭思想中的理想主义，他对正义的追求，对平等的渴望，批判的锋芒以及内心的丰富性等等，可以说人类灵魂所能够有的这些东西都聚于一身。他追求的平等、正义、纯粹心灵都确实非常美好，确实符合人性，但如果找不到达到美好的手段，往往会导致问题。”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李猛说：“今天，对任何我们喜爱的西方作家，我们在阅读时不会像当年那样一会儿把他当做包治百病的良药，过了几年又觉得他是万恶的，我们会比较平和。我们要结合自己，看在中国的情况下，卢梭的哪些信息可以起到帮助，哪些东西能对我们的政治制度有正面积极的影响。”
“如果您希望我们能互相理解，我的好朋友，那就要对我的遣词造句更加用心。相信我，我的语词很少是那通常上的意义；与您交谈的，一直是我的心，有一天您也许会明白，它不像别人那样说话。”这是卢梭在给友人的信中，谈及自己的书信用语所说的一段话，或者，这也可看做是卢梭对阅读其作品的读者们的告白。
无论如何，让—雅克·卢梭，300岁生日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