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我两岁的小儿子感冒咳嗽，由于没钱看病，延误了病情，不久孩子便发高烧，昏迷不醒。妻子吓得直哭，我也心急如焚。
要知道这个小儿子可是我的命根子啊。我和妻子婚后一连生了4个女娃，42岁才有了这个男娃。我很爱这个孩子，真是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孩子病成这样，我真是心如刀绞，赶紧抱着他来到当地医院，医生检查后说，高烧40度，肺炎，只有用链霉素消炎退烧，娃的病才能好转。但要命的是，当时由于两派武斗，医院处于半瘫痪状态，好几天前就没有这药了，要买药只有去陕西宝鸡。那时，链霉素供应紧张，要凭医院证明才能买到。医生立即给我开了证明，催促我赶紧去宝鸡买药。
我一听傻眼了，我家在甘肃天水，离陕西宝鸡300多里，孩子急等着用药，来得及吗？可不去买药就一点希望都没有了。我决定去宝鸡，可家里连给孩子看病的钱都没有，更别说坐火车的钱了。为了抢时间，我决定扒火车。医生告诉我，一支链霉素9毛5分钱，我家孩子需要6支。我想尽办法东拼西凑，只筹到5块钱，不够买6支药，我只好先去宝鸡看能买几支是几支。救孩子刻不容缓，不能再拖延了。
来到铁路边上，我选了一段弯道处，火车在这里一般要减慢速度。这时，刚好来了一趟客车，我很容易就跳上去了。可是这趟车见站就停，我心里急呀，哪能受得了火车这么慢腾腾的？半路上就跳下了车，想等一趟快车。此时，肚子饿得咕咕叫，我将腰间拴着的麻绳紧了紧，用力勒紧肚子，作好扒车准备。果然来了一趟去西安的货车，可这车太快了，风驰电掣，跟飞一样。我有些胆怯，试了几下也不敢扒上去，可一想到娃娃的病，就什么也顾不了啦，救不了娃，我活下来还有什么意思？车皮一节一节地从我眼前闪过，生死就在这一瞬间，如果扒住了，兴许娃就有救了，扒不住，被火车轧死，也算我尽到做父亲的责任了。我后退两步，瞅准一个车门把手，鼓足勇气，奋力一跃。呀，右手打滑了，幸亏左手牢牢地抓住了车门把手，身体顿时飘了起来，耳边的风呼呼作响，我费了好大劲儿才将身子贴住车身，双脚踩住车门口的台阶。我深深地喘了一口气，觉得又饿又累，头昏眼花。我告诫自己要振作精神，万一昏迷过去，还不掉下火车摔死了？我挣扎着解下腰间的麻绳，先将自己拦腰捆紧，再将麻绳两头分别系在两边的把手上，这样就安全多了。我就这样站着，不知是睡着了还是饿昏了，啥也不知道了。
等我醒过来时，车已到了宝鸡，我急忙解开绳子跳下车，才走了几步，就被迎面过来的两个人吼住了。两人看样子是铁路工人，年龄和我差不多，模样凶巴巴的。他们问我是干什么的，我如实相告。他们不信，上下打量我。我掏出医生开的证明给他们看，他们才半信半疑地缓和了语气。在他们盘问我时，我的肚子不停地咕咕叫，浑身酸软，豆大的汗珠满头淌。他们问我怎么了，我说肚子饿得慌。他们互望了一下，其中一人指着前面的小屋对我说：“走，跟我走，给你些吃的。”我将信将疑，担心他们哄我到小屋后扣留我，不愿去。那人说：“你都饿成这样了，不吃点东西咋行？”他们在前头走，我跟在后头。到了小屋，那人拿出一个“金裹银”（小麦面与玉米面掺和在一起蒸成的馍）蒸馍放在我面前。天啊，我可真是遇上大好人了！我拿起馍，流着泪大口大口地吃。这馍真香呀，我都快一年没吃过这么香的馍馍了。一个馍很快就吃完了，那人问我吃够了没有，我还想吃，但不敢说，没言语，起身要走。那人拉住我，又拿来两个馍：“吃吧，管你吃个够。”看他们的眼神是真诚的，我就一边吃，一边向他们诉说娃的病情，以及这一路上的酸楚，并说他们是我碰到的大恩人，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只顾着吃馍，也没问他们姓甚名谁，就这样傻乎乎地一口气吃光了3个大蒸馍，才觉得有点饱了。他们又问我路费够不够，我说，这个你们别操心，不是有句歇后语么：甘肃人扒火车——死活不丢手。我就是扒车来的。他们劝我，扒车太危险，还掏出2元钱给我，让我乘车回去。吃了人家的馍，怎么好意思再要人家的钱？我不要，他们硬给。我想，给娃买药的钱不够，添上这钱就绰绰有余了。我接过钱，对他们说：我是个农民，今天受你们大恩，这辈子恐怕也还不上了，我代娃给你们磕个头吧。说着就要跪下，他们连忙把我拉住，让我快走。
我告别了这两位大恩人，去药店买了7支链霉素。药买到手，难题又出来了：药装在薄薄的玻璃瓶里，一不小心碰一碰、挤一挤就碎了，更何况我还要冒死扒火车回去，不知要碰碰撞撞多少回。这可是救娃命的药呀，弄破碎了怎么办？把药攥在手里碍事，装在兜里怕碰撞，揣在怀里也不安全。想来想去，我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药挽在裤筒上，挽一圈放一瓶药，7瓶药裤腿就向上挽了七八圈。这样，既不碍手脚，又安全放心，只是苦了一条腿，大冷天赤裸裸地冻在外面。
我就这样扒上了一趟去天水的货车。回到家里，给娃用完两支药，他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7支药没用完，娃的病就好了。
如今上了年纪，我就想在有生之年去宝鸡车站的那间小屋，看看当年给我馍吃、给我2元钱的铁路工人大哥还在不在，向他们表达藏在我心底的谢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