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日
我们到的时候，那些插到你身体里的管子和放在你身边的仪器都已经撤掉了。仅留你左边鼻孔拉出的一条管子与一只两公升的氧气瓶联结。
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你以前最爱讲的一个冷笑话：听到救护车的鸣笛，要分辨一下啊，有一种是“有医……有医……”那就要赶快让路；如果是“无医……无医……”那就不用让了。每当那时，一干亲戚朋友被你逗得哈哈大笑，只有我敢挑战你的权威：“如果是无医，干吗还要坐救护车?”“要送回家啊!哪有人老了不回自己家的?”你说。所以，在你还能感知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与你一起坐上救护车回家。
救护车发出“无医……无医……”的声音。我忍不住要把我那时候看到的情景告诉你，就像我们以前促膝谈心一样：男护士正帮你按着氧气，以维持你的伪呼吸；相对于前面6天你受的各种复杂的治疗，这一最后的步骤，可能显得简单了许多，这叫做人的最后一口气。
半夜，前来吊唁的亲友纷纷离去。你的烟友——阿彬叔叔点了一根烟，插在你照片前面的香炉里，然后自己又点了一根，默默抽完。“好久没跟你抽烟了，反正你百无禁忌，今天老弟我再陪你抽一支。”阿彬叔叔说着说着，就哽咽了。
第二日
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校稿，葬仪社送来你的讣闻，我对他们不放心，一定要亲自校对你的生卒年月。
我们这些被你呵护习惯了的人，并不懂得人的身后事要如此繁琐，要布鞋没布鞋，要长裤没长裤，要黑衣服没黑衣服。来吊唁的亲友很气愤地说：“要不要团体订购黑色运动服呢?”
我知道，如果你还能说话，说出口的一定是“不用了”。你一向穿圆领衫或白背心，有次回家却看到你大热天穿长袖衬衫，忍不住打趣：“怎么老了老了，反而变得讲究起来?”你卷起袖子，很不在乎地说：“看，你老子手臂上埋了两条管子，一条把血送出去，一条把血输回来，现在我把血液循环也弄成自动化的了。”
第三日
清晨5点半，入殓。有人带来好几捆卫生纸，以不计成本之姿一沓一沓厚厚地铺在棺材里面，要给过世的你铺得软软的。看着你安静地躺在那里，我突然想：见你的最后一面，是什么时候?
如果是你能吃能说能笑时，那应该是倒数到1个月前，爷爷生日聚餐那次。那天，你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我却无从追考了。如果是你还有生命迹象，但是无法自行呼吸时，那应该是倒数第三日。在特护病房，你插了管，已经不能说话；你意识模糊，睁眼都很困难；你的两只手被轻轻绑在病床的边栏上——那捆绑你的绳子是如此纤细，你却还是无力挣脱，曾经，你那双大手，给了童年时代的我多少高空举啊……
第四日到第六日
诵经，每吟诵50分钟，休息10分钟，从早上7点一直坚持到晚上6点。
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听这些，但我们愿意相信，我们说的这些，能让走在去天堂路上的你不再那么孤单。
第七日
送葬队伍启动。我知道你这一天会回来，于是只要一有机会，我就会四处寻找你来看我们的身影。遍寻不见，我知道我们永远失去了你。
在火化场，领了号码牌，领了便当，然后是等待。我们看着其他人家，将他们亲人的遗体送入焚化炉时，他们会狂喊：“火来了，赶紧走啊!”有人告诉我们，那样是不对的，那只会使你爸更慌乱更害怕，等一下要说：“爸，火来了，你免惊惶，且随佛去。”
于是，你火葬时，我们都乖乖地说：“爸，火来了，你免惊惶，且随佛去。”如果能让爸爸走得心安，我们忍一下眼泪，忍一下悲恸又算什么?
爸爸出殡后，我们非常努力地把爸爸的屋子恢复原状，甚至习俗中说要移位的床，我们也只是抽掉凉席，换上床包。
中午时，我们买了两份报纸，然后各卧在沙发一角翻看。但我的脑子里全是这些：农历八月十六日，17点35分，你离去；41，是送到火化场时，你排队的号码。
后来，我们打算轻松一点儿，和亲戚合资签起六合彩来，选定的号码是“08，16，17，35，41”。开奖了，17、35中了，是你离去的时间，叔叔当天就把钱用红包装好送了过来，他说：“特别号是53。”怎么没想到要买这一注?可能潜意识里，53对于我们来说还是太难接受的数字：你走的时候，才53岁。
父后某月某日
我带着那份彩金，回到自己的城市。路上，我在脑子里一遍遍设想：我可以没心没肺地和大学死党在摇滚乐震天响的酒吧相遇，然后半昏半沉地把头靠在他们其中一人的肩膀上，边往外吐烟圈儿，边装着很随便的样子告诉他们：“唉，忘了跟你们说，我爸挂了。”
他们之中可能有几个人吃过你买回来的小吃名产，所以会有人跳起来又惊讶又心疼地跟我说：“你怎么不早说，怎么他生病了我们都不知道?”我会告诉他们：“没关系，我也经常忘记，忘记到心里不自觉地就变得沉重。”
但直到父后某月某日，我坐在香港飞往东京的班机上，看着乘务员推着免税烟酒走过，还下意识提醒自己：“回到台湾入境前一定记得给你买一条黄长寿。”这个半秒钟的念头，让我足足哭了一个半小时。直到系紧安全带的灯亮起，直到机长室广播响起，传出的声音也仿佛是你，你在说：“请收拾好您的情绪，我们即将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