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结婚时，启功家里经常聚会，因为来的朋友多，不仅要陪吃陪喝，还经常要闹到很晚，可章宝琛从不多言，站在一边，不停伺候大家端茶倒水。年轻时，启功有时脾气也不好，但无论如何发脾气，章宝琛从不接茬。因为有了章宝琛，启功家里的一切大事小情，他从不用操心。
婚后，中断学业的启功到辅仁中学担任国文教员，但三年后，又被解聘了。那时，正值北京沦陷，启功只能靠在教学馆的工作来维持全家的生活。即便如此，章宝琛从来没有任何埋怨，自己省吃俭用不说，还把一家日常的开销精打细算，留下一部分为启功买书和一些不太贵的画。
有一次，启功看见妻子在补一只破了几个洞的袜子，不由心中酸楚，他决定作画变卖。可画好了，背上出门时，他又迈不开步了。章宝琛理解他作为男人的自尊心，于是自告奋勇，说：“你只管作画，我上街去卖。”
一天傍晚，天突然下起大雪，启功见妻子还没归家，就打伞去迎。在街上，启功看到章宝琛坐在一个小马扎上，浑身上下白茫茫一片。没等开口，他的眼泪就夺眶而出。章宝琛扭头见到他，如孩子般挥舞着双手，一脸兴奋地说：“你看，只剩下两幅画没卖了。”
对于启功来说，妻子的贤惠还不仅仅表现在对自己的爱上。由于姑姑终身未嫁，一直和启功生活在一起，母亲年纪也大了，身体也不好，有时不免对章宝琛说话重些，可不管什么原因，章宝琛从不顶嘴。1957年，母亲和姑姑相继病倒，所有的重担全部压在章宝琛身上。长年累月的劳累，让她日益消瘦。启功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记在心头，无法言语表达，最后他让妻子端坐在椅子上，自己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姐姐”，并给她磕一个头，以示尊重。
1957年6月，启功被打成右派。因为郁闷，他常常呆呆坐着一言不发。章宝琛为此着急上火。两个月后，启功突然对她说：“如果我走了，你要好好照顾自己。”章宝琛紧紧抱着他，泣不成声：“如果你走了，我活着还有意思吗？”她劝他，用自己的方式。深知启功爱讲话，怕他吃亏，就把自己的经验告诉他：“有些不该讲的话，你要往下咽，使劲咽着……”为了让启功继续写作，她又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现在没人给出版，但总有拨云见日的一天。”就这样，启功慢慢又恢复了勇气。
在文革中，很多人把自己的作品都毁了，怕惹祸上身，但章宝琛却冒着危险，把启功的大部分手稿都偷偷保存了下来，这些她连丈夫都没有告诉。为了让启功安心写作，她替他把门放风；为了让启功吃好点，她拿出自己珍藏的首饰典卖。只是，多年的付出让她的健康出现了问题。
1975年，章宝琛旧疾复发，被送往北大医院。当时，启功正在位于灯市西口的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为了照顾妻子，他白天请看护，晚上就在病床前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看自己病情日益严重，此时，章宝琛才告诉启功自己私自藏书、字画和文稿的地方。看着重见天日的底稿，启功泪流满面。如果不是妻子，这些心血早化为灰烬，付诸一旦了。
因为两人没有生养孩子，这一直是章宝琛心中最大的遗憾。启功曾在辅仁大学教书时，时常和女学生去看展览。亲戚中有位老太太好意地问她知道不知道，没曾想她竟然回答：“且不说他不会有问题，就是有问题我也无怨言，我希望哪个女子能给他留下一男半女，也了却了我的心愿。”在她的心里，启功就是她生活的全部，而她只要付出，甚至可以被代替。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章宝琛在病床上叮嘱启功：“我死了以后，你一定要再找个人照顾你。”启功听后说：“老朽如斯，哪会有人再跟我？”于是两人为此还赌下输赢，启功问：“将来万一你输了赌债怎么还？”章宝琛答：“自信必赢，且不需债还钱！”
章宝琛撒手人寰后，启功经常彻夜难眠。没有了妻子的陪伴，启功宁愿过着孤独而清苦的日子。他把所卖的字画和稿费200多万元全部捐了出去，而自己依旧住在简陋狭小的房子里。
由于太多人关心启功的生活，为她做媒的人也很多，但他不同意。曾有介绍人来查房，见他是双人床，就说启功肯定有意。为此，启功干脆把双人床换成了单人床。
章宝琛的去世，让启功一直沉浸在无尽的哀思中，他曾写道：“结婚四十年，从来无吵闹。白头老夫妻，相爱如年少。相依四十年，半贫半多病。虽然两个人，只有一条命。我饭美且精，你衣缝又补。我剩钱买书，你甘心吃苦。今日你先死，此事坏也好。免得我死时，把你急坏了。枯骨八宝山，孤魂小乘巷。你再待两年，咱们一起葬……”2005年，93岁的启功带着对章宝琛的思念溘然长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