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悟空身份几大说法
一、唐代高僧“释悟空”说。释悟空的俗家姓名叫车奉朝，公元751年随张光韬出使西域，因病在犍陀罗国出家，公元789年回到京师。释悟空较玄奘晚了四十多年，但是他的出境地点也始自安西，回来时在西域从事翻译和传教活动多年，留下了许多事迹和传说。有学者认为。在“取经”故事漫长的流变过程中，人们逐渐将释悟空的名字与传说中陪同唐僧取经的“猴行者”的名字联系并捏合在一起，逐渐形成了“孙悟空”的艺术形象。
大名鼎鼎的齐天大圣孙悟空“诞生”于东胜神洲傲来国花果山山顶一块仙石之中。关于它的身世原本在《西游记》中“历历可考”。可是近日却有媒体报道，专家通过对甘肃榆林石窟中的壁画《唐僧取经图》进行研究后发现，壁画中一位紧随唐僧的尖嘴猴腮的胡人正是孙悟空的原型。
此文提出，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先生曾撰文指出，图中的猴形人即孙悟空原型，名叫石磐陀，其家乡在今甘肃省安西县锁阳城一带，所以孙悟空应该是甘肃人。
专家众说纷纭
于是有关孙悟空的身世更显扑朔迷离，孙悟空的形象到底来自何处，难道他真的是由一个甘肃胡人演变而来吗?
鲁迅认为孙悟空源自准涡水神无支祁，胡适却认为其原型是印度神猴哈奴曼。
著名古典小说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胡小伟介绍，《西游记》成书后，虽流传数百年，但普通读者对于其中人物故事的来源演变一直不甚了了，活像它本来就是“石头缝里蹦出来个孙猴子”一样。直到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开一代先河，“孙悟空”究竟是何方神圣，才作为一个严肃的学术问题摆在桌面上。
鲁迅认为，魏晋以来，佛教典籍的翻译渐多，所以印度的故事也在民间广泛流传，文人们喜欢其新颖奇异，于是有意或无意中使用，于是这些故事慢慢变得中国化。具体到孙悟空的人物形象，鲁迅则认为应当来自中国民间传说，他举唐朝人李公佐小说中的怪兽——淮涡水神无支祁为证，认为孙悟空是由此演变而来的，从而认定孙悟空的原型来自中国本土。
胡适对此看法不同，他说：“我总疑心这个神通广大的猴子不是国货，乃是从印度进口的。也许连无支祁的神话也是受了印度影响而仿造的。”他在印度最古老的史诗《罗摩衍那》中找到一个神猴哈奴曼，认为这才是孙悟空最早的原型。
陈寅恪论证孙悟空原型确系哈奴曼，甘肃壁画中的图案却表明《西游记》故事在唐代已有流传。
史学大家陈寅恪由于对佛经极为熟悉，不仅验证孙悟空的原型即《罗摩衍那》中的哈奴曼，而且又以另一部《贤愚经》作为复证，他发现“大闹天宫”的故事，本来源自两个绝不相干的印度民间故事，传入中国后，佛经传播者在讲说时有意、无意将二者合一。
上世纪初敦煌学的建立，为《西游记》人物故事的流变又增添了一些新的形象史料，主要是壁画，既有单人徒走，身背背架的图像，又有类似“猴行者”的胡人牵马随行的图像，可见人物故事是经过历代增益的。
与印度神猴难脱干系
近年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发表《新发现玄奘取经图探讨》，重点对甘肃现存的六组西夏时期的《玄奘取经图》进行了探讨，并介绍说类似故事在唐代已在民间流传。五代后周时期，扬州寿宁寺藏经院内还保存着一壁画《玄奘取经图》，当时人们叹为“绝笔”。这幅壁画最晚是后周作品，惜寺院已毁，壁画无存。
《西游记》基本人物框架在元代形成，印度神猴经过藏传佛教再创造变成孙悟空。
胡研究员在研究中发现，虽然以上说法都有证据学基础，但是玄奘取经的故事自唐到宋，流行了几百年，变化增添的人物故事相当缓慢，而其故事的丰富性却在元代出现了“井喷式”爆发。他认为，按段文杰等文物专家经常以晚明吴承恩之创作为据，而没有考虑到元代已经出现了《西游记》杂剧和“诗话”的事实。胡研究员指出，从《永乐大典》残本中析出的文献中，已经有数段后世小说《西游记》的故事，尤其是一篇朝鲜汉文文献《朴通事谚解》中“车迟国斗法”中孙行者的故事非常重要。著名文学家、翻译家赵景深认为，《朴通事谚解》一书“约刊于元代”。韩国翰林大学金敏镐教授也提出此书成于元朝至正七年(1347年)。此外，去年山西稷山县还发现元代的“玄奘取经图”壁画。这些都证明后世《西游记》的基本故事人物框架很可能是在元代形成的。
胡研究员认为，虽然孙悟空形象的雏形和印度史诗及民间故事中的神猴形象有些关联，但唐宋时期思想文化背景没能使其发生“质的飞跃”，《西游记》故事中惊世骇俗的内容所以会在元代呈现“井喷式”爆发，应当从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喇嘛教的输入，以及佛道两家论辩的背景中寻求解释。换句话说，虽然孙猴子和印度神猴脱不了干系，但它是曾经经过藏传佛教的“二次输入”，才以生动的形象活跃在读者中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