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赵增强，算是现在大北照相馆中还“冲”在一线的老师傅了。当年服务学校毕业的摄影系学生，能进大北工作是种荣幸。
我是1975年进入大北实习，半年后留下来了。听老一辈说，当年做学徒很苦，不仅要学技术还要打扫卫生，遇上狠点的师傅打骂也是有的。1975年还处在“文革”时期，不仅大北的传统戏装照不让拍，连婚纱照也不行，因为这是资产阶级的产物。直到改革开放才开放婚纱照——不要觉得我们这代人是老古董，1978年的时候结婚照非常流行，全国各地的人都来大北拍结婚照，尤其是山西陕西这两地，他们当时没有什么照相馆，所以这几个地方的年轻人都攒钱到北京、上海留影。
仗着在大北工作，我和妻子的结婚照就是在这里拍的。记得当时我穿中山装，和妻子两个人拿着《毛主席语录》，算是时代特色吧。
刚工作时，我用六寸片的大型座机。那时候北京照相馆特别多，有中国照相、友谊照相、风光照相、北方照相馆，彼此竞争激烈，但这一条街五六家照相馆，每家都很忙。大北接待的名人比较多，尤其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体育明星，大多来大北照过相。像全国十佳运动员邓亚萍、郑海霞。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女排五连冠时的留影，平均身高摆在那里，拍起来费了番工夫。
在大北照相馆，机关服务部是很重要的部门。我们最忙就是每年“两会”时，常委同时在各团参加讨论，早上九点同时拍，上百人的群像，一点不能乱。大北是官方指定摄影单位，我们的个人资料都是记录在案的。每次常委们参加活动，两个摄影师一组拍摄一个常委，确保无误。
听老师傅讲，1983年邓颖超时任全国政协主席，当时开一个全国性政协会议。拍完会议合影之后，老师傅们都在收拾机器，邓颖超主动邀请师傅们一块合影。她说，“你们大北的师傅老给我们照相，很辛苦啊。今天咱们也一起照个合影。”
大北照相馆最大的特色就是它出的片子细、鼓、润，讲究质感。根据顾客的不同年龄，不同的皮肤结构，通过姿势、造型让他们能够扬长避短，让质感得到最好的表现。这些细节必须通过长期实践经验来总结，一般的摄影师是做不到的。再拿底片修版来说，原来的胶片冲洗采用的是药水冲印技术。大北的老师傅可以把底片中不需要的药膜完整取下，再粘贴上取而代之的药膜，类似电脑操作中的剪切、套索工具，取药膜就像显微镜下的外科手术，这比PS难多了。
像我这个岁数，还在大北一线的老师傅不多了。尤其是当数码相机普及后，手工上色老师傅退休，很多人去英国美国专门给照片上色，24寸的黑白照完工后，老外特别认他们的手艺。
当照相馆的师傅是件挺幸福的人，因为来拍照的人都是喜气洋洋。在这里，看到的都是合家欢，比如原来我拍过一个崇文区的劳模，两口子都是盲人，结婚时就在大北照的，五十年过去了，儿女又带着父母来拍金婚照，大北是名副其实的“幸福照相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