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苹果上班的第一天，阳光明媚，我上了车，拿出自己的报到书一看，吓了一跳，上班的地方居然是一家商业银行。我当时有点摸不着头脑，为什么不是在苹果的总部里上班?苹果难道搬家了，搬到银行去了?
来到银行，我小心翼翼地询问那里的保安，“请问苹果公司是从这里进去吗?”保安指了指后门。
看来没走错!转到银行的后门，发现还真是别有洞天，上到二楼，一个小门里，一些年轻人正专注地摆弄着计算机。原来，我们真的是在银行背后一个隐秘的小楼里上班。苹果的产品研发多是在秘密进行，希望上市的时候能让所有的人“惊讶”和“惊艳”，因此办公地点非常隐秘。
“这也许就是苹果海盗精神的反映吧。”我想。苹果所谓的“海盗”精神，我一直有所耳闻。在苹果，公司的信条是：进行自己的发明创造，不要在乎别人怎么说，一个人可以改变世界。公司创办初期。乔布斯曾在楼顶悬挂一面巨大的海盗旗，向世人宣称：我就是与众不同。
我所在的语音识别项目组里都是年轻人，我当年28岁，有一些人甚至比我还小，他们是全美软件业的精英，他们热爱并传承着苹果的海盗文化。浸泡在苹果宽松文化里的他们，是一群又酷又可爱的人。他们经常把宠物带到办公室来，你写程序的时候，不知道谁的小狗会凑过来嗅一嗅你的脚，有一次，一位同事养的兔子甚至跳到了我敲键盘的手上。那时，办公室里堆着各种宠物食品，谁有空谁就来喂一喂宠物。
由于在学校做了太久的研究，当时的我对如何做真正的产品感到无所适从，是他们，给了我热情的帮助，让我从学术界的故步自封里解脱出来。那是一个真正和谐的小圈子。
那几乎是我在苹果最快乐的一段时光：从1990年7月到1991年2月，在苹果，没有任何人来管理我们，我们的激情和想象力都发挥到了极致。下了班我们都不愿意回家，而是沉浸在自己的研究里，希望尽快在各自的领域取得突破。其间，Mac的语音识别速度加快了40倍，而且实现了不错的识别率。经过几个月的努力，MacⅢ项目有了很多突破。
在我们全身心投入MacⅢ研发的时候，苹果陷入了一场财务危机。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苹果所犯的错误。在斯卡利执掌苹果的几年里，苹果顺着原来的技术方向向前惯性漂流了七八年，公司的股票也一路上涨，不幸的是，斯卡利始终没有找到苹果真正的发展方向。新项目纷纷上马，不大的公司居然有上千个项目，但在PC市场，苹果的空间已经被微软挤压得越来越小。
苹果一直坚守着高端和不开放的原则，相应的，苹果的市场份额也一直在萎缩。于是，斯卡利想，干脆用降价来守住市场份额，这招让苹果的市场份额一度有所回升，但是，降价的后果只能是赔钱。最后，苹果只能靠裁员来节省成本。
在苹果的改组大潮里，我们的小组被取消了，但是语音识别技术被保留了下来，因为这是一项看起来非常酷的技术。在董事会的压力下，斯卡利其实也在做最坏的打算——寻找买家来接手苹果，而语音识别技术，看起来是个很好的卖点。
公司高层作这些决定的时候，我还一直蒙在鼓里。直到有一天，我开完会回到办公室，看到戴夫·耐格尔正坐在我的椅子上，用他那招牌式的笑容跟我打了个招呼，然后说：“开复，我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你想先听哪一个呢?”我当时心里一惊，想了想说，“还是先听坏消息吧。”戴夫说，“你们做的项目被叫停了，也就是说你们的MacⅢ小组被取消了。”我心里一阵沮丧，强打起精神问。“那好消息呢?”“好消息是，你被提升为ATG研发集团语音小组的经理了。”我大惊，“什么?可我一点管理经验都没有啊!”
“你的为人得到了大家的信任，你周围的人都说很喜欢与你共事，所以，我相信你有管理的潜力。而且，我帮你找了一个新老板——谢恩·罗宾逊(ShaneRobison)，他是我们最卓越的管理者，你不会的，他都可以教你。”
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被拉上了管理者的位子。事实证明。就像戴夫承诺的，谢恩果然是一个很好的领导。我从他那里学到了很多。如今，他已是惠普的首席技术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