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千多年来，以汉代琴论为基础的“琴道”，似乎是凝固了一样，随着古琴的传承，也一直流传至现今。
汉代“琴道”的形成，对其中不合理的附会说辞，似乎从来没有人质疑过。即使是在今天，不少琴人还在津津乐道：琴长合乎三百六十天，十三徽代表了十三个月数，上圆象天，下方法地。甚至还编出不少感神招鬼的现代“聊斋”；会弹琴的人成了超凡脱俗，飘飘然地在自我膨胀。
找出“琴道”形成的时代与社会背景，揭露出古琴被“神化”的原由与过程，解开缠着古琴的层层神秘面纱；还它一个清新的面貌，相信是会裨益于古琴发展的。
汉代“琴道”的论述
考察汉代文献对琴的记载，是随年代逐渐增多的。在西汉前期，除了个别有关琴故事的记载外，一般论述基本上还是琴瑟并举：
1、云和之琴瑟……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空桑之琴瑟……夏日至于泽上之方丘奏之。龙门之琴瑟……于宗庙之中奏之。《礼记·春官·大司乐》
2、拊搏玉磬，揩击大琴、大瑟、中琴、小瑟，四代之乐器。《礼记·明堂位》
3、先生书策，琴瑟在前，坐而迁之，戒勿越。士无故不彻琴瑟。父母有疾，冠者不栉，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礼记·曲礼》
4、君大夫彻悬，士去琴瑟。《礼记·大记》
5、然后发以声音，而文以琴瑟，动以干戚，饰以羽旄。丝声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听琴瑟之声，则思志义之臣。《礼记·乐记》
6、卿大夫听琴瑟之音未尝离于前，所以养行义而防淫佚也。《史记·乐书》
7、礼：天子之乐宫悬，诸侯之乐轩悬，大夫直悬，士有琴瑟。《新书·审微》
8、故气同则会，声比则应，其验敫(白旁)然也。试调琴瑟而错之，鼓其宫，则他宫应之，鼓其商，他商应之。《春秋繁露·同类相动》
这些论述，基本上是继承了先秦文献的记载，强调了“琴瑟”的宗庙仪典和礼乐教化功能；也提到了“琴瑟”能“养行义而防淫佚”的修身功能。
西汉中期开始，只针对琴的单独论述，就渐渐多起来了。重要的条目有：
1、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新语·无为第四》
2、孔子学琴。《韩诗外传》
3、神农之初作琴也。《淮南鸿烈·泰族训》
4、今夫盲者目不能别昼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抚弦，参弹复徽，攫援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琴或拨剌枉桡，阔解漏越，而称以楚庄王之琴，侧室争鼓之。……山桐之琴，涧梓之腹，虽鸣廉修营唐牙，莫之鼓也。……鼓琴者期于鸣廉修营，而不期于“滥胁”、“号钟”。《淮南鸿烈·修务训》
5、雍门子周弹琴（刘向：《说苑》）
6、凡鼓琴，有七例：一曰明道德；二曰感鬼神；三曰美风俗；四曰妙心察；五曰制声调；六曰流文雅；七曰善传授。（刘向：《琴说》）
7、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
而其中，关于琴的专论可依年代列于下：
刘安（公元前179－前122年）《淮南鸿烈·修务训》
刘向（公元前77－前6年）《琴说》
杨雄（公元前32－前7年）《琴清英》
桓谭（公元前25－56年）《琴道篇》
班固（公元32－92年）《白虎通德论·礼乐》
蔡邕（公元132－192年）《琴操》、《琴赋》
应劭（公元153—196年）《风俗通义》
这些文献记录反映了一个史实，即琴在汉代逐渐被儒士看重，后来更被提升为众乐器之首。
试把这时期的琴论归纳起来，基本上有以下几点：
一、琴的创制
对琴的创制问题，西汉初期的记载是：
1、昔者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礼记·乐记》）
2、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治。（《史记·乐书》）
3、昔虞舜治天下，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陆贾《新语·无为第四》）
而从西汉中期至东汉末的记载则是：
1、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刘安《淮南鸿烈·泰族训》）
2、琴，神农造也。琴之言禁也，君子守以自禁也。（桓谭《新论·琴道篇》）
3、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齐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者也。（杨雄《琴清英》）
4、昔伏羲作琴，所以御邪僻，防心淫，以修身理性，反其天真也。（蔡邕《琴操》）
5、昔庖牺作琴。（马融《长笛赋》）
6、世本：神农作琴。（应劭《风俗通义》）
很明显的，西汉中期诸说已把琴的创制，从先秦和西汉初的“舜作五弦之琴”，推至远古的神农。而在东汉末期，更把琴的创制引伸至神话时代的伏羲（庖牺）。这里要注意：琴的功能已从“歌南风”的乐器，变为“御邪僻，防心淫”的君子“修身理性”之器。在东汉士人眼中，琴不单纯是歌诗演奏的乐器，而是修身养性的工具；有着教化天下、和合天地、通神明之德的功能。这也是为何要把琴的创制上推至远古的圣王；因为传说中的圣王皆是以“德”作为表征的。
二、琴制法象
1、昔神农继伏羲王天下，梧桐作琴三尺六寸有六分，象期之数：厚寸有八，象三六数；广六寸，象六律。上圆而敛，法天；下方而平，法地；上广下狭，法尊卑之体。（桓谭《新论·琴道篇》）
2、琴长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日也；广六寸，象六合也……，前广厚狭，象尊卑也。上圆下方，法天地也。五弦宫也，象五行也。大弦者，君也，宽和而温；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乱。文王武王加二弦，合君臣恩有。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蔡邕《琴操》）
3、今琴长四尺五寸，法四时五行也。七弦者，法七星也。（应劭《风俗通义》）
从上述所载，东汉人开始将琴的形制与四时五行、天文历数相比附。无疑这是受到当时谶纬五行学说思想的影响，然而也体现了当时士人对琴的期许：含括了天地人伦之道外，还涵盖了宇宙万物的价值。
三、琴道立说
1、琴音调，则四海合，岁气百川一合德，鬼神之道行，祭祀之道得。……琴以知四海，琴音调，足以及四海也。（《乐纬·乐协图征》）
2、八音广播，琴德最优。……八音之中，惟弦为最，而琴为之首。（桓谭《新论·琴道篇》）
3、琴者禁也，所以禁止淫邪，正人心也。（班固《白虎通德论·礼乐》）
4、雅琴者，乐之统也，与八音并行。（应劭《风俗通义》）
5、在汉儒“声音之道，与政通矣”的前提下，琴的地位从一件士人弦歌的乐器，提升到四时五行、天地六合、尊卑位分的象征，并被提升为“八音之首”，于是“琴道”立焉。
汉代“琴道”之说的逐渐形成，清楚地反映了以下几点：
一、琴从一个较原始的弦乐器已得到改良和提升：
战国至汉初，原供祠堂祭祀用的琴，因礼乐衰败，年久失修，流传于民间。
由于它的外形比较轻巧，携带方便，引起了人们对其进行改进的念头。结果是：共鸣箱改为长条全箱型，增加钢琴的音量。调音机构得到了改进，张力更高的琴弦可以在表面上张开。钢琴表面处理技术也得到了改进。漆和琴灰的应用可以使琴面平整，增强琴面的硬度，从而可以应用左手按压技术。鹅的脚从“一只脚”变成了两只，这意味着琴必须放得更顺畅，以适应左手在琴面上的动作。
另一方面，钢琴的琴身也随着左手按压的幅度逐渐增大。左手技术的发展使琴能够演奏出更复杂的旋律，从而成为一种可以表达复杂音乐的旋律乐器。
二、琴的音乐功能已大大提升，其表现已超过瑟：
琴的改良需要很长的时间，相信要到汉代中期才能完成； 直到汉末，其形体才稳定下来。
琴改进后，其优越性立即显现：除了琴身轻巧外，还能演奏大多数古代乐器（包括ser）所缺乏的连音和滑音。 改进后的琴，由于运用了左手技术，可以演奏连续滑入的音乐。 唱诗时，更符合汉语的复调特点，体现诗歌的音乐美感。
琴的音乐功能已经超越了只能弹一弦一音的琴。 因此，它很快取代了se的传统地位，成为文人歌唱、诗词的乐器； 它甚至成为国内学者的专用工具。
三、琴已发展成独立的乐种：
久而久之，汉代文献中关于琴乐的记载逐渐增多：
1、杨雄（前32-7）《秦清英》：《子安曹》、《雉朝飞曹》。
2、桓坛（公元前25-56年）《秦道篇》：《药畅》、《顺草》、《余草》、《魏子草》、《文王草》、《博一草》、《余草》 《季子操》等七首歌曲。
3、蔡邕（公元132-192年）《秦操》：二十一章五诗九语，十二习，河间杂歌。
古琴曲目的逐渐增多和积累，意味着古琴不仅是一种伴奏诗歌和歌唱的乐器，而且已经发展成为一种可以独奏的乐器，并成为一种独立的音乐流派：琴乐。
人们认为这是由于古琴左手技术的发展，导致泛音演奏的发展。这进一步丰富了琴的音色，提高了琴的音乐功能。到了汉末，琴形应该已经稳定下来，琴面上十三徽的镶嵌也已经完成。
古琴能够以其独特多变的音调来表达深刻而隽永的音乐意义，能够演奏出“顺”、“练”、“导”等体裁和内容极为丰富的琴曲。
古琴从一种伴奏诗歌、歌唱的乐器，发展成为一种能表达深刻而意味深长的乐曲的独奏乐器；它已成为学者在家调心修心的专用工具。因此，它被赋予了极其崇高的价值：它包含天地之道、鬼神之道、四海之道、天下之道，被称为“琴之道”。
以汉代琴论为基础的“琴道”似乎凝固了；随着秦国两千多年的传承，它也在秦人之间流传至今。这在世界音乐文化史上确实非常罕见。有必要摸清“琴道”形成的时代和社会背景，揭示古琴“神化”的原因和过程。让我们从汉代的音乐生活和儒家的社会思想中寻找答案。